中国和拉美的再相遇：知识转移和现代化- 大数跨境

中拉智讯

2024-10-21

导读：中国和拉美将从文化和精神上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发现彼此。

智讯君按：

2024年10月21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七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开幕式上发布了由北京中拉教科文中心（CECLA）协调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郭存海博士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秘书长、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卡琳娜·鲍贾尼（Karina Batthyány）博士联合主编的《中拉发展对话：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中西文版）。本书收录了中国和拉美15个国家的学者的同主题对话，是推动中拉知识分享和发展互鉴的最新努力。中拉智讯获准刊登由《今日中国》杂志西班牙文版安薪竹副主编和本书两位主编的对话，是为代序，以飨读者。

与谈人：

郭存海：北京中拉教科文中心（CECLA）协调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卡琳娜·鲍贾尼（Karina Batthyány）：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秘书长，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访谈人：

安薪竹，中国外文局美洲中心《今日中国》杂志西班牙文版副主编。

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他者

安薪竹

首先感谢两位教授为“中拉对话”项目所做的努力。今天就从这个项目开启我们的对话。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您们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各自地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

卡琳娜·鲍贾尼：首先，我特别感谢这次邀请我跟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中国与世界权力版图”项目成员一起探讨中国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的关系。当前世界格局的特点是，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里，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出现转变和新兴大国的出现。这些新兴大国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经济、国际金融、技术和发展倡议等领域争夺“集体西方”的空间。这些争端延伸到所有发展中国家，而几十年来，“集体西方”几乎将发展中国家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

就拉美而言，这种格局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美国视该地区为其后院，因此不断施压，以削弱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格局带来了贸易伙伴和合作伙伴的多样化，为发展提供了其他融资来源，并为按照非西方逻辑运作的金融机构打开了参与渠道。

总而言之，这种格局存在一定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强调的是，拉美被定义为一个和平区，拒绝卷入列强之间的冲突，就像中国一样，坚持和平解决冲突。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个地区多极世界的出现，在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了回应，为寻求解决方案开辟了空间和渠道，这些解决方案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

郭存海：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当前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其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内冲突和局部冲突仍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演进。其三，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加速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中国和拉美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无论是应对各自发展挑战，还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捍卫多边主义机制，中国和拉美都具有共同的主张和使命。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复杂世界，中国和拉美亟待围绕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携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带来的挑战。

安薪竹

中国和拉美尽管天各一方，但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目前，中国已与22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5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拉年贸易额近5000亿美元，中方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巴西、智利、秘鲁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似乎并未与之同步。您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又将对中拉关系的未来产生何种限制或影响？

卡琳娜·鲍贾尼：您提到的这些进展都体现了中拉关系的飞跃，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等方面实现的更均衡更积极的发展。我们正面临双边关系不断建设的阶段，这种关系的互惠互利将深化我们目前的关系。

贸易增长诚然无可非议，但这并没有改变拉美的出口结构。如果我们从数量上评估双边贸易，其结果显然是令人欣喜的：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加经委会”）的统计数据，中拉双边贸易额增加了35倍。但如果我们留意一些细节，就不难发现尚有改进之处。我要提到其中两点：拉美向中国的出口几乎全部是原材料和基于自然资源的制成品，而来自中国的货物则几乎都是低、中、高技术制成品。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期望增加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对于食品行业来说，可以较快实现，对于矿产品亦是如此。

我想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是将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中国。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要使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对双方有利，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加出口原材料产品。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和合作伙伴就此方面的探讨还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我们期待能表达我们的愿望，和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如何将我们的愿望转化为行动。

我要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是，双边贸易的地理分布，即其主要集中于某些国家。我用拉加经委会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2000年至2022年，拉美对华出口的93%来自南美洲，其中巴西、智利和秘鲁合计占82%。这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及其拥有中国最感兴趣的资源有关。相比之下，只有1%来自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两个次地区的国家经济体的规模要小得多，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拉美66%的国家已加入该倡议，所签署的协议为合资企业提供了机遇，其中很多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中。通过中国的数字平台，该地区的通信取得了发展，而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超出了我们自己的努力所能实现的程度。除此之外，该倡议还带来了很多方面的互惠互利。

郭存海：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相互需要的驱动，中拉关系疾速发展。特别是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成立以来，中拉关系出现双边合作和整体合作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中国已同13个拉美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双方经济合作加速发展，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均出现强劲势头。

但正如卡琳娜教授指出的那样，中拉经济合作整体向好背后隐藏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其中既有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平衡，也有贸易/投资国别结构的不平衡。尽管这种问题并非由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这种结构性失衡不利于中拉整体合作的可持续性，亟待解决。

中国的智慧告诉我们，发展中的问题要靠继续发展来解决。因此，中拉双方要直面问题，通过深化合作来应对和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拉关系中还隐藏着另一种结构性不平衡，即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远远落后于中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更需要双方提高认识、共同应对的挑战。

安薪竹

中拉知识界为改变上述现象，或者为促进中拉关系的长远发展，做出了哪些努力？您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更应着力于哪些方面的工作？

卡琳娜·鲍贾尼：事实上，中拉学术界之间的接触十分密切，这使我们能够相互了解、交流、相互关注、搭建对话的桥梁和空间。作为中国—拉共体分论坛的中拉智库交流论坛的举办、以中拉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学术网络、中国研究中心的激增，都体现了我们与中国的往来日益密切；同时，双方院校教授、研究人员的交流互访不断增加。目前双方在研究项目和联合出版物方面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中拉关系各个方面的研究正在从描述性转向评估性，分享建议、互通有无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认为，今后我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关注那些我们认为可以改善双边关系的话题（甚至可能是一些敏感话题），就如何消除在发展建设性关系过程中出现的国内和国外障碍进行探讨。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交流和促进汉语教学——孔子学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另外，我认为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将帮助我们更细微地了解当今中国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想我应该感谢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2019年立项的“中国与世界权力版图”项目的所有成员。该项目成员在内部辩论中表现活跃，在研究中国的拉美和加勒比网络上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项目组出版了一本书，并与“美国研究”项目组联合撰写了另一本书——该书正在编辑审核中。另外，项目组还出版了十多份政策报告，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我们希望保持并扩大这些交流活动的范围。

郭存海：正如卡琳娜教授所说的那样，在促进相互认知方面，中拉学术界正相向而行，做了大量的努力。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近70家拉美研究中心，拉美也有80多家涉华研究组织；中国有100多家大学开设有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专业，而拉美的孔子学院已经发展到近50家。语言文化和学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增进相互认知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我本人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先后发起了中拉文明对话论坛，该论坛从201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联合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等机构共同发起中拉大讲堂（2021），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作为主编，推动中拉教科文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理解拉丁美洲文库”；此外，还作为学术顾问，同CGTN西班牙语频道共同策划并摄制了三集纪录片《我们的田野——拉美青年蹲点记》。这些前期的探索非常具有象征和实质意义，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未来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应提质升级，在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同时，能够让知识生产服务于中拉两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让知识交流结出发展的硕果。

知识合作与共同发展

安薪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双方在探索各自发展道路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卡琳娜·鲍贾尼：这是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差异，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目前正向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而拉美距离这些成就还很远。与这一差距相关的一个实质性区别是，我们许多国家的政府虽积极对抗贫困，但他们的着重点是经济增长。尽管我们知道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最终结果是增长成果并没有惠及最脆弱的群体。

我们与中国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拉美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低迷。此外，该地区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特征的自由化助长了去工业化进程，社会政策和国家发展资源也大幅削减（涉及教育、卫生、通信基础设施、道路等方面），国家对战略性领域的参与度明显降低。

我相信，如要列出与中国的差异，将会是个很长的清单。中国已显示出其包容性和推动高质量增长的能力，这体现在其各项技术都实现飞速发展。中国在很多前沿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让这个国家跻身于表现最出色的国家之列。

另一个独特的因素是，相对于选举活动在拉美造成的动荡，中国显示出政治稳定的优势。拉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不稳定事件使得该地区成为政府政策变化的囚徒，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有规划地制定国家政策。

中拉有着很多的共性，双方都是多元文化、多民族社会；我们都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都主张和平解决冲突；与美国等强国不同，我们都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增长问题的方法；我们都支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选择和开发可实现能源转型的可再生能源；我们都坚信多边主义并支持联合国体系。不唯如此，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郭存海：中国和拉美同属发展中地区，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经历过外争主权、内求发展的斗争。但在具体的发展路径上，双方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一言以概之，即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发展道路既汲取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同时又结合本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因而它是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拉美的历史本质上是外来者的历史，其发展模式更多是外部强加的，罔顾了拉美地区的客观现实。尽管拉美地区也曾自主探索过发展道路，但政治共识的缺乏和域外力量的干涉导致各种发展道路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就此而言，拉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强烈的外部性。

安薪竹

在发展过程中，中拉双方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或教训。这些宝贵的发展经验或知识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可以造福于双方，特别是促进共同发展。您们认为如何才能让这些经验或知识服务于双方的发展目标？

卡琳娜·鲍贾尼：毫无疑问，双方在明确了利益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中方做出承诺的政治意愿。

拉美有中国为其发展所需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我们希望促进这些资源的工业化。在这方面，带有技术转让性质的合资企业将为提高拉美出口产品附加值做出重大贡献。对科技公司的投资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伙伴。同时，对边境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同样可以扩展现有合作。

我认为中国最大的成就是消除贫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制定减贫政策，而不是在所有地区采取同一政策。合作领域可以是多方位的，但我们需要用同一种观点来理解在发展水平天差地别的合作伙伴之间如何做到利益共享。

郭存海：中国在不断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有过无数次的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经过系统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知识。中国的发展知识之于拉美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地区具有借鉴意义，拉美完全可以从中国的发展和治理经验中获取灵感和启迪。有鉴于此，双方可以重点围绕最佳实践、创新技术、发展和管理经验，以及治国理政能力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中拉学术界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平行转移，为中拉双方的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拉教科文中心和《今日中国》合作举办同主题“对话”栏目就是一种积极的探索：邀请中拉学者就共同关注一系列议题展开对话，并予以广泛传播。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开展联合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则是另一种有益的尝试。

安薪竹

出版是知识交流与分享的重要途径，也是传统途径。中拉出版界近年来为推动知识合作做了哪些努力？双方应如何利用新技术创新知识合作的内容和方法？

卡琳娜·鲍贾尼：我们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经常抱怨难以从中国官方来源获得一定程度的分类数据，或者获得中国研究人员和分析学者关于中拉关系的文章。我认为造成这一情况有两个因素：第一，我们对中国网站缺乏了解，在哪些网站上可以搜索到很多我们需要的作者或者机构的信息。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简单的宣传来解决。第二个因素有点复杂：语言。但就像上面所述，新技术可以成为传播研究结果、传播出版物和缩短翻译时间的有效工具，并让这些结果传达到感兴趣的公众手中，无论他们是否是学者。

在此前的回答中，我就提出过文学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些新技术传播电影，以及当前广受欢迎的连续剧和肥皂剧等各种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

郭存海：首先，我同意卡琳娜教授的观点，由于语言和渠道问题，中拉两地的学者很难获取彼此的研究成果，更难以了解学者们对彼此的看法。事实上，为改变这一困境，中拉学术界和出版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

其一，推动双语出版。自2017年以来，中拉教科文中心和中国外文局旗下的朝华出版社通力合作，推动以中文和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双语出版，迄今已经出版了10本左右中拉关系主题的图书。

其二，探索联合出版。2022年，为推动联合出版，中国外文局成立了中拉文化出版中心，秘书处设在朝华出版社，以协调中国出版机构开展对拉出版交流与合作。本书就是朝华出版社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联合出版的第一个成果。

其三，搭建知识分享数据库。为促进知识交流，特别是帮助中拉学术界获取文献和数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努力搭建中拉知识分享平台，以解决卡琳娜教授所说的数据获取渠道问题。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还同中国机构合作建立“当代中国讲堂”平台，举办中拉主题会议，推出共享视频讲座和电子出版物等。

以对话求合作：携手同迎现代化之路

安薪竹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拉丁美洲是最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地区。中拉双方如何通过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分享实现相互成就？

卡琳娜·鲍贾尼：拉美的现代化与中国很不相同。领导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实施者与中国不一样，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内政策框架下实现的，自然其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这些不同的结果中，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包容性，而在拉美，社会分化加剧，贫困和低质量的非正规工作增加，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受到抑制。

拉美亟须对现代化的包容性、社会监督守则及参与、国家的角色、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和确保高质量投资的对外开放（这一点中国已做到）等方面进行反思。我们需要聚焦公民的繁荣发展，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

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我认为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聚焦中国的现代化以便在拉美面临现代化挑战的背景下，从与中国不同的结构和文化条件中汲取可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郭存海：中国和拉美分处世界的两端，地理距离遥远，语言文化迥异，但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为双方交流与共享现代化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卡琳娜教授所说，中国和拉美的现代化条件不同，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也有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差异之中也有共同或相似之处，双方恰恰可以从差异中寻求互补，从交流中实现互鉴，从分享中推动彼此的现代化进程向纵深发展。

中国倡导的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计划就是要推动现代化经验的分享，同时又助力各国现代化进程。联合研究、交互实践是中拉分享现代化经验最值得探索的行动和方向。

安薪竹

中国式现代化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美的现代化也蕴含着本土知识的智慧。中拉双方如何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各自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助力彼此的现代化建设？

卡琳娜·鲍贾尼：中国向我们证明了在保留其祖先智慧的同时实现现代化是可行的。拉美珍视原住民、非洲、欧洲和亚洲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已经融入所谓的还未全面内化的“我们的美洲”文明。当前的形势可以成为一个加速器，迫使我们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文明，要求在全球协调中得到认可，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投票权和参与权。中国正在证明它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主张，是对新型文明共处的贡献，也勾画出了更加友好的全球治理理想的轮廓。

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理念、一个倡议，更是对地区性解读的社会思想的挑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成为一个共同体意味着什么？在像当前这样的特定历史时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分享什么命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分享？

郭存海：中国和拉美都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智慧。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各自文明的历史积淀和凝结，是值得双方都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不仅要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中寻找，更要从本国的传统智慧中去挖掘。中拉文明对话不仅是传承和弘扬各自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双方在交流互鉴中汲取彼此文明的养分，让各自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焕发出现代智慧的光芒。

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之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科技创新本质上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火爆全球的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科技的完美结合。

因此，为携手同迎现代化之路，中拉双方亟待加强知识交流与合作，不仅要了解彼此的文化之根，更要把握共同的现代文明之魂，善用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安薪竹

中国和拉丁美洲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拉开启的发展对话和知识合作对于全球治理，以及南南合作具有什么意义？

卡琳娜·鲍贾尼：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与全球南方团结起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能够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方面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合作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郭存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高度凝结，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中国和拉美在发展领域的知识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提升彼此的发展质量，也可以为全球南方的内部合作提供示范或参考。由中国外文局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等机构共同发起的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是推动形成发展知识网络的一种创新探索。目前，知识分享的溢出效应初显，中国和拉美将从文化和精神上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发现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