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纪初，美国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就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2001）中分析了中美之间围绕国家安全保障而不可避免的竞争。在当时与如今不同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仍是全球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中国则是一个快速崛起、具有成为亚洲地区霸主潜力的大国。
十几年后，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开始的2017年，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出版了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阿利森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的预测相呼应。他指出，中国迅猛且呈指数式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对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感知，共同构成了一种潜在且危险的局势。
在对过去五百年间十六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既有霸主地位的案例研究中，阿利森发现，仅有四个成功避免了战争。因此，他认为战争虽非必然，但其可能性不能被低估。他进一步探讨了潜在冲突的诱发点与紧张局势的场景，包括台湾问题、南海争端或网络攻击等。
为了做出“明智”的决策、避免战争，这位曾为亨利·基辛格门下弟子的作者在书中最后的反思部分建议：美国与中国必须理解彼此的立场，有意识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识别潜在的冲突风险，并在必要时愿意通过协商与艰难妥协，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
如今，在拜登民主党政府担任“中场过渡”角色之后，特朗普的回归毫不犹豫地强化了对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科技等领域全球扩张的遏制举措。
因此，在上述西方视角被清晰阐述之后，正如阿利森所建议的那样，从“另一方”的立场出发，尝试理解其战略思维方式与根本立场，显得尤为重要与有意义。
中国的战略文化始终重视现实判断与历史回顾。从古至今，中国一直致力于将自身文明打造为在地区层面具有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中心。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发展，中国逐步在全球层面赢得更为重要的地位。
这一战略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在那些能够为其带来“软实力”的领域中争取更多空间，使其权力的外部投射不被视为具有威胁性或对抗性。相反，塑造“仁义”和“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正是中国领导层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构建一个可持续且具威慑力的长期权力基础，中国的战略制定者普遍认为，“全球新型战争”的特征（尽管被称为“全球”，但其运行场景却呈现出高度分化）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内涵。他们指出，这类战争同时涵盖和平时期与可能战争时期，既涉及民用领域，也涉及军事领域，并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与文化等层面广泛运用信息与信息技术手段。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美之间围绕关税互征的贸易摩擦，仅是更大范围紧张局势中的一个侧面或新表现形式。虽然其烈度已接近高峰，但短期内难以进一步升级为全面对抗。
中国并不希望发生“关税战”，并在官方声明中始终强调自身致力于实现“世界平衡”的努力，主张开放贸易与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平发展。
然而，此轮摩擦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回应并非软弱，而是坚定且具挑战性的。其反制措施不仅包括在关税与贸易领域采取对等行动，还涵盖对稀土材料出口的限制、将部分美国国防与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和“不可靠实体清单”、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及暂停从特定美国农产品出口商进口等举措。
尽管当下的中国展现出不退让的坚定立场，且充分意识到自身实力的持续增强，但并未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根本性挑战。事实上，作为国际体系中的第二大国，中国并不认为现有秩序与自身利益必然对立，而是主张通过达成某种新的和谐机制，以推动自身全球领导地位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基于上述简要分析，可以预见，在当今这一复杂且不断演化的全球分化与对抗格局中，美国可能继续强化其“硬实力”展示，而中国则更可能坚持实施其一贯的、全方位的间接战略路径。
总的来说，尽管当前这场大国竞争的最终走向尚未可知，其结局将取决于两国领导人战略抉择的实际效果：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否能奏效？中国的间接战略又能否在有效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避免与美国爆发正面冲突？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其文章《中国与美国：展望未来四十年》的结语中所言：“未来并非注定。美国、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尚未盖棺定论。”
作者：马丁·拉斐尔·洛佩斯，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本文原刊于2025年5月26日的阿根廷《民族报》，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