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通鉴

2023-03-07

导读：洞察双循环格局下我国及地方经济运行模式系统转换的十大趋向！

最近很多人在问如何看待经济形势，毕竟历经多年高速增长后，居然发现还有巨大下行压力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近年来GDP难免不在增长，但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产出要么事实是下降的，要么产出水平没有跟上货币超发的水平，要么是伴随物价因素而掩盖了总产出的下降。譬如，2003年我们一个城市GDP大约过千亿元，预计2023年刚好过万亿。从表面上看，20年间的GDP刚好完成了从千亿到万亿的10倍增长；但事实的总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是20年前的五倍以内，其他的名义增长一定在于货币超发与物价水平的因素。与此同时，近年来外部形势、外部需求较为严峻。2023年我们正从中美贸易摩擦后的第一个五年，即将转入第二个五年。但即使两个五年，不过是刚刚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如今的何去何从，需要在特定内外条件下系统转换经济运行发展模式，进而提升战略定力、发展张力、风控能力、应对能力、适应能力，最终在“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之中寻找不变的确定性。这其中，在双循环格局与开放模型条件下，无论对于我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是对于地方的经济运行模式，都需从生产与消费、内生与外生、量级与能级、分工与协作、科技与产业、改革与开放、形态与维度、中心与外围、经营与运营、增量与存量十大方面做好相应的战略应对与战略转型。

一、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出口导向工业经济到消费驱动创新经济

在以往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往往是在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带动下，通过建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建立工业经济体系，进而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在此发展模式条件下，由于后发国家产业高级化程度不高，工业生产的效率效益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因而难以通过高收入实现国内市场为主的消费驱动。这其中，只要是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利润空间必然是有限的，无论是企业追求更多的利润，还是政府追求更多的GDP和税收，就需要在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条件下扩大再生产。一旦国内市场不充分，就需要抢占国际市场；以至于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几百年积累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在短时间的大国崛起中受到冲击，进而从“脱钩”走向“需求遏制”。也正是经过以上发展模式近几十年的发育，我国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技术技能的积累，具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形态转变、经济形态转变带动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带动消费市场扩容的条件。当前，我国不仅只有产业结构、经济形态转变，进而促进贸易方式、贸易结构的转变；而是只有产业结构、经济形态转变，才能促进需求结构、动力结构的转变。这其中，需要打破传统“围海造田、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生产、出口加工、外需拉动” 的制造经济、加工经济、外向经济，以及“高储蓄、高投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开放合作”发展模式以及“高利润、高价值链、高科技含量、高消费”发展机制的开放型创新经济。

二、关于外生与内生的关系：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到全球新兴产业组织

全球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伴随各次产业技术革命，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演进，逐步形成“大脑-躯干-四肢”的经济联系与分工体系，但产业发展逻辑需要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到全球新兴产业组织。在贸易全球化阶段，产业梯度转移尚不明显，更多的是供应链上的互通有无；在制造全球化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高技术制造业陆续成产业梯度转移的对象，更多是产业链的转移；在服务业全球化阶段，“微笑曲线”两端的高端价值链在不同程度地转移，更多是价值链的转移；而在创新全球化阶段，高端人才、专利技术、风险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加速全球资源配置，更多的是创新链的转移；但在数字全球化阶段，彻底打破了物质能源通过工业化转化为商品、技术技能通过高技术转化为服务，呈现出去工业中心化发展趋势。在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服务化阶段，后发地区发展更多地需要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在创新全球化阶段，在全球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产业组织初步具备条件；尤其在数字全球化阶段，传统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经济形态、贸易形态等结构性重组，为新兴产业组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如今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到全球新兴产业组织，就是需要形成以数字科技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机制。这不是通过“引进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手脚”，而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让创新资源更好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从被动为主动、从从属到主导。

三、关于量级与能级的关系：从大宗小宗商品流转到创新资源全球配置

在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之前，商品贸易大部分是立足资源能源以及初级农业品等，通过工业化转化为商品；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美国铸币、科技、投资、消费，西欧日本消费、高端制造，中国生产制造，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提供资源能源以及市场的“失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在此经济体系下，大宗商品、小宗商品的定价权等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即使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也往往是大小宗商品大进大出的流转中心以及制造业基地。尽管这些新兴经济地的发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量级的突破，但由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度，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能级不够。具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往往是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商品等资源分销到国内，并将国内出口加工企业的小宗商品再通过出口贸易输送到全球市场，在整个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如今只有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的眼光来审视和布局区域战略，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产业结构与贸易形态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产业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其路径是从商品价格定价权、制成品品牌影响力、渠道控制力等方面赢取市场主导权；通过对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投资两种途径掌控资本主导权；借助知识产业经营、技术转移两方面的技术路线图实现技术主导权。具体而言，则是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促进跨国技术并购、加快绿地相关投资、吸引培育跨国创业、加快布局境外园区以及建立引导基金体系、培育国际交易平台、搭建商务服务联盟、开展新型国际招商等。

四、关于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从被动型价值链贸易到主导型供应链贸易

价值链贸易就是后发地区、新兴市场等国家或地区积极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分工，并围绕国际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从加工制造低端环节逐步向高端制造以及“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进而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的主要活动形式。更进一步而言，价值链贸易，对于掌握产业主导权、掌握国际需求的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利用国际产业价值链“剪刀差”收割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主要方式；对于亟需国际市场资本、技术、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而言，就是利用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国际技术转移、国际资本投资等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形式，也往往形成“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数字贸易的出现，不仅有望打破这种长期累积形成的中心化结构，还有望打破由发达国际、跨国公司主导的国家产业价值链与国际产业主导权，最终在外向型企业数字服务平台、双循环产业组织平台、国际数字治理平台条件下，从传统受制于人的价值链贸易走向以我为主的供应链贸易。这其中，可立足“数字口岸+智慧港航+跨境交易平台+智能终端+供应链金融+产业数字化”，促进国内贸易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以及与国外贸易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的资金流、贸易流、业务流、商品流、物流、数据流的疏通，加快以新的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带动贸易方式、贸易形态转变，最终从价值链贸易走向供应链贸易。这其中，一批外向型企业数字服务平台、双循环产业组织平台及国际数字治理平台不仅是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还是中国数字转型赋能内外循环的典型代表，更是未来支撑国家促进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力量。

五、关于科技与产业的关系：从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到科技升维引领创新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我国创新整体上停留在“市场换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自主创新范式上，更多的是面向产业升级的产品工艺创新、产业技术创新。整体上基础研究薄弱、瓶颈技术众多、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长期未有改变，迫切需要围绕基础设施布局、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商品研究、工艺生产、产业化主要环节及关键节点攻坚破难。重点聚焦科技战略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开放发展主动权、人才集聚吸引力、创新生态聚变力等，注重设施上的“源头”组织、知识上的“底层”逻辑、技术上的“根基”底色、产品上的“原始”创新、企业上的“硬核”力量、产业上的“未来”疆域。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建议以重点领域引领创新带动全国自主创新，强化科技创新范式引领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一是更加强调开放创新，不仅是“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开放，更是在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二是更加突出源头创新，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高校科研源头、院所创新源头、企业产业源头等有机结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三是更加强调跨界创新，促进数智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海洋科技、空天科技等有机结合，以技术融合促进产业周期扩张；四是更加强调颠覆创新，打破传统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促进硬科技、黑科技、深科技研发创新及产业化。

六、关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从全方位政策型外向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通过外资、外经、外贸“老三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输出物美价廉、高物质成本、商品输出为主的“中国制造”，建立出口导向型的工业经济体系，更多的是单向的外向。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建立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素流转方式等，逐步形成了适宜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能力；但由于国家在抗风险能力薄弱，更多的适应性的政策创新。当前我国需要更加主动的开放，需要着眼建立高水平、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与制度安排，加快从适应性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制度安排走向引领型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不仅在经济运行上，加快从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到开放型经济运行体制，加快打破贸易壁垒、资本管制等实现自由贸易，加快形成优进优出发展格局与开放型经济运行体制；还在制度安排上，从适应性政策先行先试到引领性制度改革创新，破除产业规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自由贸易、到传统金融管制，以便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亦从治理方式上，从风险管控型体制限制到风险治理型制度疏导，在国际合作、高端人才、国际金融、自由贸易、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建立具有全球化、世界级、未来性的规则、制度、标准，最终打破以防风险为主的体制限制。在当前外部需求拉力减弱的十字路口上，没有新一轮改革就没有新一轮开放，需要打破改而不革、开而不放，进入“改革即开放”新阶段，以制度型开放重塑“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关系。

七、关于形态与维度的关系：从跨国企业集团主导到跨境数字平台赋能

以往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分工在制造型跨国公司主导下，按照经济全球化“最经济原则”与“成本最低”进行布局，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后发地区往往通过“大脑-躯干”的“手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在服务业全球化条件下，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成为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产业主导权的着力点，并通过“总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基地”参与全球或地区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使得国内诸多城市在全球经济分工中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在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传统跨国公司在全球工贸经济上依然具有强大的产业组织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但一批互联网企业、平台型企业、高技术企业等头部企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此后，一切具有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创新赋能能力、财富分配能力的创新主体，都是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如今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从经济分工上看，不再是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再到总部的经济模式，更多的是“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垂直分工+供应链贸易”。这其中，平台公司替代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力量。对于地方产业企业而言，不仅需要借助大型总部企业+平台化、本土化总部+兼并收购、制造基地+产业高端化、第二总部+新业务创新等方式促进大型企业的转型提升；还需要需要通过平台企业+生态圈衍生、头部型企业+产业跨界、源头企业+生态链构建、硬科技+前沿技术创业等方式培育新兴企业；关键是培育国际化、数字化的平台企业，通过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跨境平台+产业互联网、产融平台+产业链整合等方式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从创造财富走向分配财富。

八、关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从去工业城市中心化到立数字城市中心化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互交织过程中，不仅促进了经济活动地域分工，还促进了城市形态及城市功能的迭代，呈现出城市替代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心城市走向都市圈与城市群、城市群联结成为经济带的发展趋势，最终使得城市成为全球经济分工与创新策源的重要平台。伴随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工业经济时代以“中心地”等级体系为主要架构的旧世界城市体系被打破，而建立起“尖峰-尖峰”垂直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全球经济形态加速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决定了国际产业分工及全球城市分工体系结构变迁，最终出现了“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数字创新尖峰”并存的发展趋势。其背后是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在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组织分工、分配规则方面的全面差异化。而在“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数字创新尖峰”并存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打好1.0工业化组织方式、2.0高技术发展模式、3.0数字化发展范式的组合拳，还需要以开放的数据市场、开放的产业领域、开放的创新生态、开放的治理体系、开放的人才环境、开放的金融环境相结合，更需要在将数智科技、先进制造、都市流量、数字城市、社会治理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基建、数字化改革有积极和，最终以产品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数字领先城市。

九、关于经营与运营的关系：从县际竞争土地财政到城际竞合金融财政

中国经济“基本盘”离不开改革开放大局，也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平台公司资本的扩张带动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但也面临巨大的转型发展压力。具体而言，以往更多的是县际竞争和土地财政的有机结合，指导思想是城市经营论。这种发展逻辑，是指以城市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经营主体根据城市功能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以公共资源为主体的各种可经营资源进行资本化的市场运作，以实现这些资源资本在容量、结构、秩序和功能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城市功能的提升及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如今不仅从县际竞争走向城际竞合，还从土地财政走向金融财政，亦从城市经营走向城市运营。城市总体运营模式，核心是在金融财政思维、发展杠杆与经济循环条件下，从基于土地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走向基于产业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进而走向基于数据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而在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中，一级开发、二级建设的野蛮增长红利不再，运营环节成为关键。而从土地财政走向金融财政，就是打破以土地为基准和路径依赖的政府经济循环，转而走向以金融思维、资本运作和财力循环的新型政府经济循环。不仅走出土地作为融资的资源、资产、资本，还要走出土地财政的收支循环，积极探索金融财政方式。整个过程就是从特定资源、到资产转化、到资本释放、到资金变现、再到财力普惠的过程。

十、关于增量与存量的关系：从增量资产投资回报到存量资产资产回报

在高速度增长发展阶段，只要投资回报率高于银行利率，或者固定资产升值大于价值提升，或者资产泡沫大于货币放水，不论有没有创新、有没有产业、有没有价值，很多固定投资项目都是能够上马的，很多高储蓄与低消费、高投资与低效益都是值得的，于是便出现了粗放发展、野蛮增长和增量发展。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水落石出”，还是城市化“大拆大建”难以为继，抑或各类传统基建不可持续，还是新基建新泡沫浮现，存量优化取代增量扩张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向。以中国主要发达城市为例，越是经济越发达、创新能力强的城市，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投入占比越高、社会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税收占GDP比重越高，全社会固定投资比例在不断下降，但资产回报率在不断提升；但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但全社会经济社会效益指标并不突出。如今只有打破传统基于重资产的投资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进入以轻资产、重运营的创新驱动模式，才能伴随伴随技术更新迭代、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利用高技术、数字化寻找新市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新场景，最终追求投资回报率到追求资产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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