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号，稷量研究院参加了苏州工业园高质量发展专家会。主要分享了四个方面的观点：
1、如何看待苏州工过去的发展贡献？
2、向新加坡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3、和国内创新高地到底有什么差距？
4、未来三十年的高质量发展是什么？
“三十而立”！站在30周年的新起点上重识苏州工业园高质量发展甚为必要，不仅需要重识苏州工的来龙去脉，还要重识苏州工的基本画像，更要回答苏州工的何去何从。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承担了《中关村核心价值》的研究，当时主要为了总结一句话，也便是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是在一个处于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探索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高技术发展模式和新经济道路，成为全球新兴市场发展高技术与新经济的典范。而在此前后，中关村确立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及高技术产业化基地的愿景和目标。如今，我们有幸赶在苏州工成立三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节点，来重新思考和谋划面向未来三十年的高质量发展。同样，我们需要用一句话，来阐述苏州工在一个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一言以蔽之，苏州工的核心价值是在全球大调整、产业大变革、中国大发展过程中，在一个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探索并形成了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开放式创新之路。
更进一步而言，这一发展模式与发展之路主要体现为“创新驱动、开放合作、集约发展”。这个“创新驱动”主要体现为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见证了从市场化改革、中国入世以来苏州人在产业创新上的创造性，尤其是；“开放合作”主要体现了苏州在与新加坡等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如何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见证了了中国与世界同步的大发展；“集约发展”主要体现了如何通过集约、集聚、集群发展提高了园区的效率效益，见证了新加坡经验在中国土地和市场的发展样板。
与此同时，苏州工在三十余年的建设发展中形成了如下基本成功经验：一是处理好了科、产、城、人、境之间的关系，譬如金鸡湖的城市功能、独墅湖的科教功能、高贸区的产业功能以及阳澄湖的生态功能等；二是处理好了开放、改革、发展、创新的关系，通过率先开放倒逼改革，通过先行先试扩大开放，通过产业发展提升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发展等；三是坚持高水平循环带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在双循环大局上加强谋划、抢占先机进而带动高速增长；四是坚持国家使命、时代感召、区域创造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园区精神。
长期以来，苏州工是横跨国家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的独特存在。不同的是，我国大部分高科技园区学习借鉴的是硅谷，而苏州工主要以新加坡为主。这其中，硅谷经验是一个超级大国从科技创新走向产业原创的经验；新加坡经验是一个国际化、枢纽型小国抓住历史机遇、区位优势实现逆袭发展的经验。但不论如何，我们往往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拿的来的都学到了，但那些看不见、摸不到、拿不回的都被“选择性吸收”屏蔽了。
对于新加坡经验而言，我们学的到了的四在开放条件下的园区管理、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经验，如从开发、建设、管理、运营、服务成体系、成系统、成建制以及高水平、精细化的园区发展经验，覆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于一体的产业管理经验，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到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的城市治理经验等。但没学到的是如何通过中西方文化合璧产生新的吴商文化，新加坡是华人完成中西文化合璧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何从弱小城市国家发展成集工业、科技、金融、文化、旅游融为一体的战略谋划，如围绕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智科技先后四是信息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公路、数字高速公路计划，成为全球数字领先城市（国家）；如何在国际化发展中，建立质优的法治环境，苏州强政府强治理、弱市场弱民营的发展结构依然没有改变；如何从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到智能时代，，将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深度耦合，目前苏州工依然拘泥于高技术制造业；如何优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组织方式，以高水平创新治理、资源配置、项目管理、技术操作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如今政府同样投入百亿两者产生的科技成果自然悬殊。
当前江苏和苏州进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新阶段，迫切需要从企业级、制造业为主体的产品工艺创新，走向集群级、高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技术创新，并在局部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引领。应该说，以往在一定历史阶段，苏州不具备学习科技创新高地的优势。但如今的苏州具备了学习硅谷、波士顿、奥斯汀、以色列等方面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苏州应直接学习目前的不同创新高地，而是要学习其在不同阶段究竟没有做错什么、究竟顺应了什么，进而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合作”这一动态过程的发展经验，最终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走向“两头在内、高端在内、其他在外”。
一是苏州与深圳比究竟落在哪里？深圳自改革开放建市以来，历经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三来一补”、90年的“世界工厂”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山寨产业集群”，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创新之都与智能硬件之都。苏州和深圳的差异起始于1995年，彼时苏州借助苏州工业园布局，通过开放式创新加快新型工业化，而深圳全面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放大于中国“入世”以后，彼时苏州通过“招商引资”加快高速增长，而深圳彻底形成以民营中小科技企业优先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等，进而彻底走向产业创新之路；进入2012年以来，苏州并没有从工业化彻底走向高技术，进而在如今的数字化面前缺乏产业创新基础能力，但深圳则形成了工业化、高技术、数字化有机发展的组合拳。两者最大的差异是一个重视招商引资的拿来主义、一个重视本土企业的创业创新，导致了苏州在企业创新主体打造方面比深圳少了两个最关键的“90%”。正是由于集群级的产业试错不足不够，使得苏州和深圳具有较大的差距。
二是苏州与杭州比究竟落在哪里？苏杭在近现代经济地理版图上，一度都是上海的腹地或“后花园”。尽管苏州经济体量大于杭州，但在中国创新版图上有“北上深杭”的新格局，而没有苏州应有的位置。历经近几十年的发展，一个城市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一个城市则发展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高地和中国数字经济策源地。苏州和杭州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从价值链贸易、出口加工走向数实融合；一个是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从信息经济、平台经济走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其背后的差异在于苏州近30年的产业战略一直在做“加法”，从现代基础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而杭州近30年的产业战略看似变来变去，始终重点发展“高新软优”的产业。正是由于平台级的产业试错不够，使得苏州和杭州具有较大的差距。
三是苏州与中关村比究竟落在哪里？中关村是将硅谷经验在国内移植的典范，并在一个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一条“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合作”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和新经济道路；而苏州是将新加坡经验在国内移植的典范，尽管没有像中关村集聚了太多的国家资源，但在一个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一条“投资驱动、开放合作、集约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开放式创新道路。整体而言，硅谷经验是一个超级大国从科技创新走向产业原创的经验；新加坡经验是一个国际化、枢纽型小国抓住历史机遇、区位优势实现逆袭发展的经验。以往在一定历史阶段，苏州不具备学习中关村的优势。如今的苏州具备了学习中关村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苏州应直接学习目前的中关村，而是要学习中关村如何在不同阶段学习硅谷，进而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合作”这一动态过程的发展经验，最终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走向“两头在内、高端在内、其他在外”。
四是苏州与上海比究竟落在哪里？上海作为一个历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典型城市，近年来通过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逐步走向具有全球知名的创新城市。整体而言，目前上海在创新发展最大的变化，是加快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发展范式，逐步走向以局部的引领创新带动整体的自主创新。这其中，在引领创新范式中，开源创新是起点，核心是从自主创新走向开放创新、从跟随创新走向源头创新；跨界创新是途径，核心是从离散创新走向系统创新、从并发创新走向矩阵创新；引领创新是结果，核心是从集成创新走向原始创新、从适应创新走向颠覆创新。如果苏州在近三十年重点学习了以上海等地为代表的工业化孕育，并积极承接上海的产业梯度转移，成为上海制造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那么未来三十年，苏州需要积极学习借鉴上海在科技创新的新范式新动态新实践。
思考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首先要着眼如何在大格局之下重塑自身使命。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数实融合、制度型开放等加快部署。在超级全球化红利边际递减条件下，苏州工需要从一个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地区性超级嵌入平台。按照郑永年教授的观点，美国只有三个大的城市群坐镇不乱，即使其他地区一团糟亦能逆势发展。所谓“世界级的地区性超级嵌入平台”，“世界级”就是全球影响力，“地区性”就是立足城市群辐射城市群，“超级”就是大体量、高能级与全方位，“嵌入平台”就是在系统性越差的情形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越流入进来。
多年前中关村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时候，提出了“四个一批”的目标，也就是“一批关键技术突破、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一批领军人才、一批自主品牌”。纵观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发展历程，任何一个世界级科技园区的崛起，往往需要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发展范式、社会变革、组织方式、乃至城市地理上形成全新突破。核心是围绕“科、产、城、创、人、治”，在领军人才、领航科技、领跑产业、领创企业、领衔城区、领英生态等方面取得突破。更进一步而言，苏州工要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实现如下基本逻辑：发源于产生全新的学科领域与科技成果，体现为领航科技；成就于产生全新的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体现为领跑产业；形成于产生全新的创新主体与组织方式，体现为领创企业；展现于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体现为领衔城区；根植于产生全新的人口结构与文化结构，体现为领军人才；得益于产生全新的治理结构与创新生态，体现为领英生态。
具体而言，围绕园区形态、企业主体、经济形态、增长方式、价值链环节、经济运行、产业分工、创新层级、资源配置、开放合作等方面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产城融合”的工业园区走向”“科产城人融合”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从依赖跨国公司制造基地到倚重本土创新型企业；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从招商引资的外生增长走向创业创新的内生增长；从注重高技术制造业到注重高技术服务业；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走向“两头在内，高端在内，低端在外”的创新之都；从基于产品工艺创新的跟随创新到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集成创新；从依赖土地、投资、产能、劳动力等产业要素投资驱动到依赖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从全球资源流转与生产制造到全球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