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下半场”、“中国经济的拐点”等观点不绝于耳，也时常听到“要么改变，要么被改变”的吼声。如今确实需要站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新起点、市场化改革三十余年的新节点、疫后重建的新拐点以及各种新支点上，重新思考中国产业经济的未来，更好地服务于内外循环两个大局。据此，下文从价值导向、资源配置、发展空间、财富形态、创新空间、行为方式、精英群体、组织方式、治理方式、风险管控等十个方面，提出未来十五年中国产业经济趋向成熟的十个取向。
一、从降本逐利到价值增殖
作为一个缺乏充分商业文明孕育的社会，近几十年来伴随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以商业经营为目的的逐利活动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和角落，甚至出现在一些具有较大公共属性的行业。尽管这种逐利行为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生产行为和促进了社会分工，但整体上处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也就是通过不断降低成本并提高产量扩大营收和利润空间，而不是靠价值创造将价值链纵向延伸进而提高品质、效益、价值链和附加值。在以往条件下，通过国外技术代差的技术扩散与国外市场扩容、国内消费升级相结合，凭借“产量大、价格低、质量好、速度快”的竞争策略都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这种技术红利、市场红利显然难以为继。无论对于中国制造，还是对于各行各业，都需要从粗糙的以成本控制、规模优势和海量流量实现营收和利润，转向以长期价值、创新价值、品牌价值为核心，以更低的成本结构与交易成本、更高的技术构成和客户体验增进用户体验、创造更好的消费剩余价值，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经济价值、行业价值、社会价值、投资价值的统一。
二、从生产主权到消费主权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遵循生产决定消费的发展机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也是生产主权时代。与此相适应，人在生产领域是机器的附属，在生活领域接受大规模制造、批量化供应、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工业产品乃至服务。如今则需要是消费决定生产，进入到消费主权时代。核心是基于以人为核心的市场需求和潜在需要，进行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从批量化供应到个性化满足、从标准化生产到多样化服务、从流水线作业到制造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在消费主权时代条件下，经济发展、财富衍生的机制发生系统变化，不仅使得以消费需求反向决定生产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还使得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新市场、新模式、新产业不断涌现，更使以人为本的流量驱动走向数据驱动、算法驱动，最终促进各次产业加速数字化。
三、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
长期以来，增量培育带动存量优化，或者说体制外增量培育带动体制内存量优化，是中国开发开放以来重要的经验、乃至方法论。但是其适用范围是短缺经济、转轨经济以及资产容量尚不充足的发展阶段。无法否认，在诸多新兴领域加大投资、加快培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依然是重要的，但是面对经济形态、产业形态、开放形态、城市形态、社会形态的系统转变，如何以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治理方式实施存量优化，更能释放出更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这个问题更加关键。伴随技术更新迭代、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扩容等，不是重新发现新的“蓝海”，因为完全“无中生有”的蓝海已经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在“红海”中降维打击，进而找到新市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新场景、新组织等等，在“有中生无”中从追求投资回报率到追求资产回报率。
四、从碳基时代到硅基时代
如果说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物质财富的生成和扩张是能源、资源、物质与产品、商品的转换；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生产力、物质财富的生成和扩张则是信息、知识、数据、网络与体验、内容、服务的转换。正是在碳基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条件下，产生了人口、经济、产业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之间的矛盾。如今，我们需要在硅基时代中寻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人类文明新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形态。尽管硅基经济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碳基经济，但如何利用硅基经济改造提升碳基经济，则成为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着力点。从碳基时代到硅基时代，需要依靠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彻底地改变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以新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硅基能源或硅基产业则成为战略抉择，并成为支撑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
五、从行业内卷到跨界出圈
近年来各行业内卷现象突出，渠道有限、赛道拥堵、航道堰塞、同业混战等成为常态。长期局限于某一范围内的同业竞争、恶性竞争，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也使得“投入-产出比”边际递减或断崖下降。与此同时，很多行业往往是“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行业内卷，因为很多行业可以通过独特商业模式改变行业景框、设定新的游戏规则、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顾客需求进行价值创新，形成新的行业形态。凡是适宜未来市场需要的，往往都是让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生产方式越来越优；让技术构成越来越高，产品品质越来越优；让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消费剩余越来越大；让销售渠道越来越短，供应链条越来越快；让用户粘性越来越深，客户体验越来越优；让获客方式越来越广，盈利模型越来越多；让行业界限越来越淡，经营业态越来越新；让时空局限越来越少，数字体验越来越快。在此过程中，核心是将生产方式、技术构成、交易方式、成本结构、用户体验、商业模式、盈利模型、经营形态、行业界限、消费场景等实现重组和重构，加快从行业内卷到跨界出圈。
六、从浅尝辄止到刨根问底
作为一个长期“穷”惯了的社会和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很多行业稍微挣到辛苦钱就很容易满足。譬如，很多人更愿意标榜勤劳务实，善于做事谋利而非做局谋势；很多人更愿意标榜根植主业，善于加工制造而非研发设计；很多人更愿意扩大规模，善于横向拓展而非纵向延伸；很多人更愿意标榜拿来主义，善于应用转化而非基础研究；很多人更愿意标榜战术疲劳，善于集成创新而非原始创新；很多人更愿意标榜人情世故，善于突破商业壁垒而非技术门槛。直到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以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被中国人掌握技术的产能都过剩了，凡是有技术门槛的、需要充分产业试错的、依赖长期研发投入的行业都做的一塌糊涂。究其根源，在于以往更多的做法倾向于浮躁的、表面文章的、机会主义的、拿来主义的、短平快的，最终形成一个巨婴式的虚胖子。当前及未来我们需要看到浮躁是所有行业受制于人的根源，我们更需要淡定的、底层逻辑的、长期主义的、以我为主的，加快从从浅尝辄止到刨根问底。
七、从商业爆发到精神贵族
伴随不同王朝兴衰而来的历史割裂与文化切割，中国很难有长久传承的家族，更谈不上持续推动社会发展的贵族了。这么多年来，确实出了不少“穷的只剩下钱了的”暴发户，还有“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尤其是近年来想当教父的晚节不保了，想做首富的变成首负了，想当大哥的退居幕后了，想当教母的没法收智商税了，想做超人的被时代抛弃了，想当教主的居然跑路了，就连一些伪娘都被抓去劳改了。最初我们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也就是需要通过精英群体的效率优先带动社会公平。尽管如今的“共同富裕”需要更高水平的效率优先，但“先富起来的”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立思想体系、商业伦理、社会价值、社会地位的阶层。如今我们更需要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一起走的更远”，为不同代际的企业家、各行业精英提供制度安排和环境支撑，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
八、从科层组织到生态赋能
伴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凭借强大的社会掌控能力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加快将生产力布局、城市化建设、市场化资源配置、国际化市场需求等有机结合，还加快将人才、资本、技术、经验等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最终加快推动全球经济重心和经济中心向中国等新兴市场位移。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拉手、以政府作为为推手、以企业为选手，形成了“推拉并举”有组织、有体系、有规制、成系统、成建制、成规模的组织体系、组织机制和组织方式。尽管这种组织方式依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计划经济思维，市场机制在较大程度上难以发挥充分的资源配置作用。也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充分，进而导致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结构矛盾。伴随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从威权式、科层式组织方式走向扁平化、生态型的自组织自成长方式，不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发挥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用，加快形成创新赋能型的发展结构。
九、从规制管控到疏导活力
中国经济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政府、强治理与活力经济并存。而这种于强政府、强治理与活力经济并存的前提，在于以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地方政府积极性、干部/人才积极性、企业/企业家积极性、社会/群众的积极性的有机结合。从如今的强政府与强治理来看，多个层面的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抑制和弱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以规制、管控、监管为主导的思路下，很多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不仅未能得到充分的供给，而是被结构性优化和堵住。伴随政府治理形态从“守夜”型政府、规制型政府、发展型政府向创新赋能型政府方向转变，以及人治、德治走向法治、数治，我们需要打破以往的管控思维，打破权力运作的后门，进而减少拿捏的空间，并采用逐级分权共治的模式与协同推进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现代法治、数字治理以及创新赋能型政府，更加突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精英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
伴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中国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实现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最大规模体量、持续时间最长、转型幅度最大的“经济奇迹”。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尽管有很多插曲、浪花、事故、甚至风波，但整体上一切似乎来的太顺，从而容易让一切变得理所当然。直到目前，很多人还依然幻想脱离疫情的阴霾后，还存在以往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在内外交困下，出现低速增长后，才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需要从任性社会走向韧性社会。整体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到，如今出现的低速增长并非完全在于防疫抗疫，而在于长期累积结构矛盾的叠加，只有打破传统中等收入陷阱、传统供给理论等束缚才能收放自如；我们更需要认识到真正的现代治理能力，并非体现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之中，而是需要历经大风大浪的洗礼和历练。当前，伴随经贸上的保守主义、安全上的新冷战主义、地缘上的沙文主义等等，战略机遇与不确定性并存，更需要避免韧性社会成为任性社会、治理成为滞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