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城市数字化”就是围绕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城市建设以及党政建设等，综合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数据要素、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等数字化手段，促进产业经济、城市管理、都市生活、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发生系统性变革，并形成以数字经济为内核、以数字社会为应用、以城市数字基建为支撑、以政府数字治理为保障的城市发展新形态。当前我国城市数字化在实践中形成不同的测度、评价乃至考核体系，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很多城市数字化指标体系往往是更受政府重视而非市场导向的工作性考核指标、多以政府容易推进的工作抓手为主、总体还停留在智慧城市升级版发展阶段，甚至在不同行政系统还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惯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需要把握城市数字化的结构性问题，全面探索城市数字化的发展范式和创新方向。
一是数字城市建设以硬件投入、硬件主导为主，软件支撑、软性投入不够，需要从硬件投入到软件带动。当前，我国诸多城市的数字城市建设沿用智慧城市建设路径，主要依托运营商和大厂，重视硬件投入、基建投入、算力投入。当前这些基础设施、机房服务器、公共平台不仅存在重复建设，还存在造血功能薄弱等问题。纵观国际数字领先城市，其数字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出具有世界级影响的软件企业，并通过中小服务商和平台企业参与数字城市建设，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投入模式与发展路径。在“软件定义世界”条件下，一个城市数字化能力的重要体现是软件能力、软件产业和软性投入。
二是数字改造项目的数据要素、数据驱动彰显，数字内容、业务逻辑薄弱，需要从数据驱动到数字驱动。目前无论是政府端，还是行业端，还是企业端，都初步实现了数据的汇聚及主要业务的可视化，总体处于数据、技术、硬件、场景的物理组合和机械拼凑，而对业务逻辑、行业认知、数字内容的体现度不够。正是由于对“字”的把握与洞悉不足，在深层次上制约了“数化”的深度与广度。对于城市数字化而言，不仅需要从工业化主导信息化走向信息化主导工业化，还需要从技术逻辑到业务逻辑，最终实现从数据驱动到数字驱动。
三是数字治理平台的智慧支撑、智慧感知具备，智能赋能、智能使能不够，需要从智慧支撑到智能使能。当前诸多数字城市建设是传统智慧城市的升级版。整体而言，智慧化重在通过“看得见”的设备、终端以及经验、知识等，形成一定的理解、洞察力以及明智的决策能力；智能化重在基于“看不见”的平台、软件、数字产品、数字服务以及技术、算法等，通过学习和适应形成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前者是对人和物的支撑，后者是对人和物的赋能；前者是“知其然”，后者是“使其然”。当前城市数字化，重在通过人工智能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新一代通信、下一代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立足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四是数字政府建设以运行管理、城市运行为主，数字孪生、城市运营不够，需要从城市运行到城市运营。当前我国各地数字城市建设重心在政府端，尤其表现在城市大脑或数字政府项目上，包括一线城市或领先城市，总体处于支撑城市运行层级，更多地利用在线化、可视化、大屏化展现城市的运动、动态、行动。但对于数字中国的发展要求以及大规模城市治理而言，需要在数字化条件下，形成一系列促进城市经营与城市运作的动态过程、服务孪生。尤其对于“城市大脑”而言，需要避免总体处于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字节跳动”的初级阶段，转向数字孪生、服务孪生相结合的城市运营。
五是数字治理项目的管理思维、应急思维浓厚，治理思维、发展思维较弱，需要从公共管理到数字治理。我国多地在城市数字化条件下促进城市管理，在出发点和路径及成效上有明显的差异。譬如，上海方面的起点重在应急管理，杭州方面的起点在于城市交通，还有很多城市的起点是安全防控，但已有广州等城市强调多方面的城市治理。整体而言，数字化的核心并非“以管的方式达到理的目的”，而在于“以理的方式达到管的目的”。只有从管理思维、应急思维走向治理思维、发展思维，才能从公共管理到数字治理。
六是数改项目设施以政府投入、平台公司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不够，需要从社会建设到经济建设。以往的数字城市建设，更多地依靠地方财力与平台公司的投融资能力，通过数字基建、数字平台、数字政务等项目投入到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社会建设上。不仅是政府引导的市场化运作力度不够，以及服务商参与度不够，关键是忽略了在数字化条件下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独角兽企业为例，很多便出现在政府监管较多的社会建设领域，由于数字技术的突破使得很多企业可以利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建设数字城市过程中，需要着眼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建立完善投入机制与运营机制。
七是数据要素资源以统计数据、静态数据为主，直采数据、动态数据不够，需要从安防监控到物联感知。当前数据价值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城市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很多城市不仅在数据容量、数据质量、数据来源、数据交易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关键是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整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使用还停留在“数字安防”阶段。迫切需要加强物联感知体系的建设部署等，促进城市大数据体系建立完善，进而实现数字孪生。
八是数字项目设计城市大脑、产业大脑增多，行业平台、触角下沉不够，需要从大脑孤岛到云台云端。在城市数字化过程中，在政府端、产业端、企业端都形成了很多“大脑”或“平台”，但整体上要么没有向产业端、企业端、社区端下沉，将“大脑－躯干－四肢”联动；要么是巨额投入没有产生相匹配的回报。“大脑”的“大”在于数据量大，“脑”在于智能。如果没有“躯干”与“四肢”的联动，任何“大脑”不仅都是“孤岛”，还难以形成从数据流到业务流、价值流的转化。在新一轮城市数字化过程中，不是越多自成体系的“大脑”越好，而是需要更多的云台、云端，让城市数字化的气息无所不在。
当前，围绕“数字中国”建设总体部署，诸多城市需要遵循城市数字化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立足不同的城市数字化基础条件因地制宜，加快实现六个方面的能力跃升。
一是强化软件信息基础创新能力，加快从硬件思维惯性走向软件定义世界。将软件信息服务业作为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数字技术融合力、城市数字转型力、数字治理保障力、数字基建支撑力的核心基础创新能力。坚持没有成规模的软件信息业就没有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发展共识，积极培育一批高水平软件公司，立足软件信息产业根基培育一批数字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基建的服务商、集成商和平台运营商。
二是强化数字新兴业态创新能力，加快从技术逻辑优先走向业务逻辑优先。尤其是对于有条件的城市而言，需要抢占数据市场培育契机，加快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服务、算法服务、数字服务、数字工具、数字产品、数字平台，促进SaaS、DaaS、CaaS、AaaS、PaaS、IaaS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与行业应用、企业需求、用户需要、场景应用相结合，从数据、技术、硬件的机械组合与拼装向业务逻辑驱动的技术实现方向转变。
三是强化人工智能垂直应用能力，加快从传统智慧城市走向数智科技引领。立足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创新不断深化人才源头、创新源头、创业源头、产业源头、改革源头发育，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新一代通信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基础上，强化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加快数智科技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民生、公共服务相结合，加快将着力提升城市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
四是强化数字城市运营服务能力，加快从政府城市运行走向社会城市运营。走出数字城市重在改变党政机关协同办公、城市在线应急管理、数字基建重复建设的总体现状，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基建、数字化治理等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一系列促进城市经营与城市运作的动态过程、服务孪生。
五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加快从散点分布布局走向超级智联生态。突出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智算中心、人工智能平台、公有云、公有链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联感知体系的建设部署，加快让工业、服务业领域的平台企业成为城市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以技术开源生态带动数字产业创新生态构建。
六是强化全域数字改革治理能力，加快从公共行政服务走向全域数字治理。坚持数字改革带动数字治理，促进体制机制创新与业务流、数据流协同，尤其是立足数字驱动的平台型政府建设加快从应急管理走向现代治理、从数据治理走向数字治理，进而促进数字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