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结构重塑的逻辑起点
特朗普之所以以压倒性方式当选，并非“鸡毛蒜皮”一众原因，而在于完全失衡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精英主流最终已为看似的民粹所反噬。也就是说，如今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不单纯是发展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能源结构、人口结构以及治理结构的结构性重塑与系统性转变，其深层逻辑与核心是社会结构。尽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看似是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动力结构、发展结构、能源结构、治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调整，但更需要以社会结构为着眼点和落脚点，进而将发展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能源结构、人口结构、治理结构重组重构便是最大的改革。这也构成了结构调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如今我们不仅需要置身中美对比破除迷雾，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身的何去何从。用黄仁宇的观点，蒋公改造了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教员改造了那个时代的下层社会。但此后的社会结构更多的以下层为主，其他很多受限于体制闭源和体系闭环而难以产生不同的阶层。如今再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邓公重构了当代社会的中层，但是依然未能在体制与体系之外发育产生以“精英引领未来”带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机制。如今在很多企业家移民、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很多“名流”缺乏独立人格的背景下，对社会结构的重塑更为关键。
尽管美国有一个具有现代性却被利益集团劫持的制度系统，但美国的社会结构以500万的精英把社会设计的较为精巧，然后安插几千万的中产，即使加上一大批被特朗普灌输喝洗衣液都能治新冠的人，依然能够在国家层面掌握全球的领导权、科技制高点、产业主导权。这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在经济体量上超越别人是应该的，但在创造力想象力及其由以产生的生态环境上差距甚远。需要走出迷恋“人有我有”的自我陶醉，转而寻求更多的原创和开创。核心是构筑以“精英引领未来”带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机制，最终让真正创造财富的人以更集中的精力、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优先超额回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到底如何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果按技术工人群体、新就业形态人员群体、科研人员群体、高校毕业生群体、外资企业员工群体、高素质农民工等等划分，都是现象化和经验性的。更好的分工，可以将产业、职业、岗位有机结合在一起来看，主要分为如下几个层次：基层的是，体现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如工人等；体现资源密集的资源型产业从业人员，如农民等；体现流量密集的一般服务从业人员，如骑手等。中间层的是，体现技术密集的工程师，体现技能密集的技工，体现服务密集的专业服务人员。再往上的是，体现智力密集的高新科技研发从业人员，如科学家等；体现代码密集的软件信息从业人员，如码农等；体现专业知识密集的从业人员，如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等。但还有两种，一种是风险密集的创业者，再就是资本密集的企业家。
整体而言，如今很多研究尽管利用了大数据，但由于分析的底层逻辑较为传统，依然难以体现出新视角新结论新对策。当我们研究这个领域时，需要突出体现如下几个数据，如自然人股东占比，体现创业活力；上市高管收入水平，体现高收入群体的水平；创业数、企业数，体现创业活跃度；高科技就业岗位数，体现青年高端人才吸引力；个税占地方财力比重，体现产业高端化程度；体制内参保人员占比，体现社会保障水平与资源要素流向；规上企业研发投入，体现高技术行业创新能力；规上企业生产效率，决定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以及最低保障工资、社保基数、城乡居民收入等。
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成活、成长、成就、成功渠道与机制，更有很多数据关联关系的匹配，亦在政策上有“减、加、乘、除”的方式方法。一般而言，对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流量密集的群体或阶层，主要承担生产性工作，重在通过地方财力营造城市配套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降低其生存、生活的社会成本，重在加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也就是需要“减法”。对于技术密集、技能密集、服务密集的群体或阶层，主要承担创新性工作，重在通过教育培训等强化技术技能积累，以质优产业发展环境赋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要素分配，也就是需要“加法”。对于智力密集、代码密集（算法密集）、知识密集的群体或阶层，主要承担创造性工作，重在通过营造质优科技创新与数字转型的创新生态，从生产、创新走向创造，也就是需要“乘法”。最后则是“除法”，面向风险企业家、风险创业者群体，如何在制度层面、体制层面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在质优发展环境下获得优先、超额回报。
三、社会结构重塑的深层逻辑
一言以蔽之，社会结构重塑的深层逻辑，是社会激励结构的重构，但归根结底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主要由政府部门、公司部门和家庭部门三方构成，其中公司部门可分为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与要素机构等，形成一个简化的国民经济运行模型。这其中，社会财富主要由非金融公司所创造，而政府、银行以及作为员工的居民凭借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势、经济权势或个人劳动等参与这一财富的分配。这其中，政府的税收收入、银行的利息收入、要素市场租金收入、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居民的工资收入等构成了国民收入的全部。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政府、金融部门、要素市场、产业企业、居民所得的财富或收益源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分配体系等。
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用政府的税率、银行的利率、要素的租金、企业的盈利率、居民（员工）的工资率（剥削率）来体现，并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激励结构。这其中，如果把人们的行为分为非生产性行为与生产性行为。非生产性行为是指通过规制、掠夺等方式进行财富分配，是一种寻租行为；生产性行为是指通过劳动去创造财富，是一种寻利行为。在这种界定下，政府的税收收入、银行的利息收入、要素市场的租金属于非生产性行为所得，而企业的利润与居民的工资收入属于生产性行为所得。从这个意义上，非生产性行为决定和影响生产性行为是一切分配问题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