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国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迫切需要重识数字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重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范式，重建数字化对“五位一体”影响机制，重温数字转型价值遵循与技术路线，重塑数字化带动中国式现代化途径。下文围绕发展范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作用机制创新、理论方法创新、组织方式创新，原创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结构新范式、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新阶段新问题，首创性提出数字化带动现代化新形态新机制、规律性总结国际社会数字转型新探索新规律，实操性提出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径新举措，为各地数字化转型工作提高战略位势、切换发展范式、重构底层逻辑、优化顶层设计、形成解决方案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步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整体而言，与以往西方社会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将以范式之变带动形态之变，最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识到需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进一步把握产业经济形态、政府治理形态、社会民生形态、现代都市形态、自然生态形态之变以及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社会、城市数字化、数字生态文明等发展热点，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范式。
一是以数字转型发展顺应和推动产业经济形态之变。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动下，伴随工业化走向数字化，全球产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形态转变。对产业发展理念、产业体系构建、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组织方式、产业促进方式、统计监测体系等方面形成重要影响。在数字化条件下，不仅形成以数智新研发、经济新形态、数字新基建、消费新场景、要素新供给、网络新空间、开放新格局、创新新生态、社会新治理、政务新局面为代表的发展取向，还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基建、数字化治理的发展共识。
二是以数字治理发展顺应和推动政府治理形态之变。伴随政府公共行政走向公共治理，政府治理形态从1.0版的 “守夜”型政府、2.0版的规制型政府、3.0版的发展型政府向4.0版的创新赋能型政府方向转变，也使得“人治”、“德治”、“法治”走向“数治”。赋能型政府不仅能够统筹政府“服务”与“规制”的双重功能，还能统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亦能顺应创新生态建设与数字治理的新趋势，形成新一代政府和市场关系。
三是以数智社会建设顺应和推动社会民生形态之变。伴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纵向演化，人类社会逐渐从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进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主要围绕人的需求需要、生产生活进行社会运行、资源配置与社会治理等成为发展的核心。最终将代表“物”的数据、代表“事”的信息、代表“人”的情绪进行有机整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机制引导，充分实现泛在物联网的高效连接，有效利用信息、数据与通信技术的共享平台，促进跨领域、跨系统、跨条块的服务应用，不断催生新价值和新服务。
四是以数字城市建设顺应和推动现代都市形态之变。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导向、创新生态成为城市肌体、数字孪生成为发展机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数字治理决定城市治理，使得城市开发从城市经营到城市运营、城市建设从传统基建到数字基建、城市品质从形态开发到场景内容、城市扩张从野蛮增长到存量优化。迫切需要从基于土地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走向基于产业的，再走向基于数据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最终以数字孪生带动财富孪生。
五是以数字生态文明顺应和推动自然生态形态之变。当前我国尚处于经济上升期、排放达峰期，迫切需要利用数字化发展统筹考虑控制碳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矛盾，积极推进可持续能源消费、电力部门脱碳、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非电力燃料低碳转换、负排放技术，营造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将数字化从高耗能走向高储能行业。
二、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步入新阶段
当前，社会各界对数字中国建设有不同的认知程度、测度评价、考核体系。一般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城市建设呈现鲜明的正相关；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很多数字中国指标往往是政府更重视的考核指标、都是以政府容易推进的工作抓手为主、还停留在智慧城市升级版发展阶段，甚至不同领域还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惯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需要把握数字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全面探索数字中国的发展范式。
一是硬件投入、硬件主导为主，软件支撑、软性投入不够，需要从硬件投入到软件带动。我国诸多城市的数字城市建设沿用智慧城市建设路径，主要依托运营商和大厂，重视硬件投入、基建投入、算力投入。当前这些基础设施、机房服务器、公共平台不仅存在重复建设，还存在“造血”功能薄弱等问题。在“软件定义世界”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字化能力的重要体现是软件能力、软件产业和软性投入。
二是数据要素、数据驱动彰显，数字内容、业务逻辑薄弱，需要从数据驱动到数字驱动。目前无论是政府端，还是行业端、企业端，都初步实现了数据的汇聚及主要业务的可视化，总体处于数据、技术、硬件、场景的物理组合和机械拼凑，而对业务逻辑、行业认知、数字内容的体现度不够。对于数字中国而言，不仅需要从工业化主导信息化走向信息化主导工业化，还需要从技术逻辑到业务逻辑，最终实现从数据驱动到数字驱动。
三是智慧支撑、智慧感知具备，智能赋能、智能使能不够，需要从智慧支撑到智能使能。当前诸多数字中国建设是传统智慧城市的升级版。这种智慧化重在通过“看得见”的设备、终端以及经验、知识等，形成一定的理解、洞察力以及明智的决策能力；而智能化重在基于“看不见”的平台、软件、数字产品、数字服务以及技术、算法等，通过学习和适应形成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当前城市数字化，重在通过人工智能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新一代通信、下一代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立足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四是运行管理、城市运行为主，数字孪生、城市运营不够，需要从城市运行到城市运营。当前我国各地数字中国建设重心在政府端，尤其表现在城市大脑或数字政府上，包括一线城市或领先城市，总体处于支撑城市运行的层级，更多地利用在线化、可视化、大屏化展现城市的运动、动态、行动。但对于数字中国的发展要求以及大规模城市治理而言，需要在数字化条件下形成一系列促进城市经营与城市运作的动态过程、服务孪生，避免总体处于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字节跳动”的初级阶段，转向数字孪生、服务孪生相结合的城市运营。
五是管理思维、应急思维浓厚，治理思维、发展思维较弱，需要从公共管理到数字治理。我国多地在城市数字化条件下促进城市管理，在出发点和路径及成效上有明显的差异。譬如，上海方面的起点重在应急管理，杭州方面的起点在于城市交通，还有很多城市的起点是安全防控，但已有广州等城市强调多方面的城市治理。数字中国的核心并非“以管的方式达到理的目的”，而在于“以理的方式达到管的目的”。只有从管理思维、应急思维走向治理思维、发展思维，才能从公共管理到数字治理。
六是政府投入、平台公司为主，市场运作、社会服务不够，需要从社会建设到经济建设。当前各地数字中国建设更多地依靠地方财力与平台公司的投融资能力，通过数字基建、数字平台、数字政务等投入到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社会建设上。不仅是政府引导的市场化运作力度不够，以及服务商参与度不够，关键是忽略了在数字化条件下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建设数字城市过程中，需要着眼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建立完善投入机制与运营机制。
七是统计数据、静态数据为主，动态数据、非统数据不够，需要从安防监控到物联感知。当前数据价值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很多地区不仅在数据容量、数据质量、数据来源、数据交易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关键是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整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使用还停留在“数字安防”阶段。迫切需要加强物联感知体系的建设部署等，促进城市大数据体系建立完善，进而实现数字孪生。
八是城市大脑、产业大脑增多，行业平台、触角下沉不够，需要从大脑孤岛到云台云端。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在政府端、产业端、企业端都形成了很多“大脑”或“平台”，但整体上要么没有向产业端、企业端、社区端下沉，将“大脑－躯干－四肢”联动；要么是巨额投入没有产生任何回报。在新一轮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不是越多自成体系的“大脑”越好，而是需要更多的云台、云端，让城市数字化的气息无所不在。
在数字化条件下，我们需要将数字经济作为物质支撑的基本盘、数字治理作为改革优先的基本点、数智社会作为形态升维的基本面、数字城市作为场景创新的基本轴、数字生态作为环境友好的基本线，在较大程度上重构了产业经济、政府治理、社会民生、都市文化、生态环境的发展逻辑、组织模式与发展机制，充分展现了数字化带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机理。
一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加快从工业化主导信息化走向信息化主导工业化。核心是从工业化组织方式、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走向数字化发展范式，尤其在经济建设领域，通过数字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构筑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是在数字治理方面，全面加快从公共服务型政府走向创新赋能型政府。重点顺应人治、德治、法治走向数治，从服务型政府走向创新赋能型政府，进而通过治理现代化提升政治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
三是在数智社会方面，加快从经济建设正向带动社会建设到反向带动建设。智能社会就是以人为中心，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万物互联的“高维/高阶世界”里，借助物联传感、算力算法等“随时随地”掌握生产生活的需求需要，并通过数字平台、智能硬件、智能系统、虚拟终端等实现智能使然或定制服务，从而使每个人最大程度享受高质量服务和便捷生活，并实现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的社会形态。
四是在数字城市方面，加快从基于土地开发建设走向基于数据的开发建设。伴随从基于土地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走向基于数据的一级开发、二级建设、三级运营，数字城市集都市文化、都市消费、都市建设、都市治理、公共服务等于一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升维发展最大的应用场景。
五是在数字生态方面，加快从传统高耗能加速高碳到新兴高储能加快赋能。在数字化条件下，为数字赋能促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以及以数字生态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创新空间。
从日本智能社会案例、英国数字伦敦案例、新加坡数字化案例来看，国际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逐步形成以数字经济为基本盘、数智社会为基本面、数字生态为着力点，突出数字治理突破口、数字城市主战场，进而加快产业组织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社会生活方式、都市建设方式、可持续发展方式系统转变，并形成了覆盖系统的发展战略、价值主张、政策取向、技术路线与经验启示。
一是日本智能社会案例经验。日本政府将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4个社会阶段比作社会的1.0至4.0，分别对应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社会5.0”是接下来的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即超智能社会。这一社会将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高度融合的系统，借此解决社会问题并发展经济，最终建成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对日本智能社会开展案例研究，形成以智能社会带动数字中国进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参考。
二是英国数字伦敦案例经验。伦敦加大基础设施数字化（汇聚城市数字化发展新资源）、建设城市运行系统（搭建城市数字化发展新底座）、重视数据资源的战略地位（释放城市数字化发展新价值）、促进数据流动（激发城市数字化发展新动能）等发展阶段与历程，形成了单一城市推动数字化的技术路线与发展路径。
三是新加坡数字化案例经验。新加坡在不同历史阶段充分借助传统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到数智科技，从加强“信息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公路”走向“数字高速公路”，在一个城市国家率先实现数字国家带动现代化发展、现代化治理、现代化都市。
以数字中国带动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建设发展要求，坚持以数字经济为基本盘、数智社会为基本面、数字生态为着力点，突出数字治理突破口、数字城市主战场，重构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逻辑、组织模式与发展机制，加快产业组织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社会生活方式、都市建设方式、可持续发展方式系统转变，促进产业经济形态、政府治理形态、社会民生形态、都市文化形态、生态环境形态的飞跃和升维，全面探索以新质发展带动高速增长、以数字治理带动现代治理、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以数字城市带动智能社会、以数字生态带动绿色发展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数实融合的数字型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加快以软硬结合、数智兼备、云网融合、芯算并举、台端联动、屏境交融、材器贯通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为目标模式，加快构筑现代化数字经济体系。围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IT（信息科技）、DT（数字科技）、AT（智能科技）、BT（生命科技）、MT（材料科技）、ET（能源科技）与MT（制造科技）、OT（运营技术）等多技术交叉的创新领域，以技术跨界融合促进产业生命周期扩张与再生。
二是以数字驱动的平台型政府加快治理现代化。伴随1.0信息技术的电子政务化、2.0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政府信息化、3.0数智科技条件下的数字政府，逐步从行政规制型政府、到建设发展型政府、再到创新赋能型政府的演进。以数字技术、数字治理、数字平台自己改自己等，加快将从第一方党委党建、第二方数字政府及其公共服务走向第三方数字城市及创新生态建设、第四方数字经济及其产业组织、第五方数字社会及其法治治理系统优化顶层设计。
三是以包容发展的数智化社会加快社会现代化。数智社会建设，核心是代表“物”的数据、代表“事”的信息、代表“人”的情绪进行有机的整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机制引导，充分实现泛在物联网的高效连接，有效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共享平台，促进跨领域、跨系统、跨条块的服务应用，不断催生新价值和新服务
四是以新质运营的数字化都市加快文化现代化。综合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数据要素、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等数字化手段，促进产业经济、城市管理、都市生活、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产生新形态。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与技术路线不单纯是对技术系统的设计，更需要有城市管理制度和管理理论的配合，不仅需要设计先进的智慧工具，更需要设计适应城市运行的智慧机制。
五是以和谐共生的数字化生态加快生态现代化。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数字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融合渗透，数字化和脱碳齐头并进，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数字经济顶层设计。重点围绕数字平台治理、数据隐私治理、网络信息安全、数字经济发展、智能科技创新等加强国家层面的立法、制度安排与标准体系建设，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国家-省域-城市”统分结合、协同创新的产业分工与联动机制，形成由数据局统筹、其他相关部门协同“统分结合”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机制。加快形成以数字强省为引领、以数字城市为核心载体、以数字园区为主战场、以数字平台为基础设施、以数字企业为创新主体、以数字产品与服务为着力点的引导体系。
二是加快数字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数字科技攻关从0到1和从1到100不同阶段，注重形成未来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提速等有序衔接的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方式，把握数字技术+实体产业的交汇路线，重点对数智技术与制造工程技术、能源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前沿技术交叉创新领域进行重点攻关，支持AI驱动新范式提升数字科技攻关效率。构建具有引领力的攻关平台体系，依托新型平台探索新型管理体制，进一步破除核心主体、核心人才实施协同合作的障碍，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场景创新开放机制，加速数字技术孵化和成果落地、产品应用，推动数字科技产业一体化布局。
三是数字城市颠覆智慧城市。坚持一体化思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三驾马车”并行，提升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优化智慧城市系统架构，明确城市的大脑、底座、中台、末梢等不同层级建设间的内在逻辑，支持以数字孪生为特点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注重以BIM/CIM为核心的市域时空信息平台和孪生数字底座建设。加强智慧城市运营创新，以提升用户体验为中心，深化数字科技场景开放和应用创新，聚焦城市建设、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应急安全、生态文明、家庭生活等核心场景系列，加强智慧城市新兴产业培育。
四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化发展，面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需求，打造“网络设施+算力设施+流通设施+安全设施+科研设施”五位一体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合发展，建立和完善针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体系，为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可信赖的数据流通环境提供支撑。
五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发育。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以公共数据为突破口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流通市场，促进公共数据资源的授权运营与开发利用，引导社会数据资源的有序开放；推动数据要素产业高质量发展，繁荣数据服务大生态；探索数据基础制度突破性创新，抢占数据治理主导权；打造全国一体化数据治理中枢平台，探索面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组建国家级数据交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