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之所以在数智时代具有独特地位，并非依托大量高校院所形成高密集的科教智力资源，而是过去是中国电子科技的策源地，中国军备很多软件及立体化作战能力形成于此，只有从传统的电子科技、进化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数智科技，西安才能在AI时代重识、重构、重建自身在全球产业版图、中国创新大局、区域发展格局上的辨识度与独特性。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西安的“软信服”在上一轮发展没有发挥出优势；进而在“数算智”一体化发展中，又需要做什么样的创新基因编辑与产业气质合成。
纵观“软信服”发展模式，往往是做外包、做行业、做服务、做产品、做硬件、做终端、做平台、做生态、做要素、做设施等。做外包就是给人打工；做行业就是推进行业信息化；做服务就往往陷入到信息化项目上去；做产品就是标准化的软件；做硬件主要是基础层的；做终端就是从消费电子走向智能终端；做平台就是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等；做生态就是从产业创新生态走向技术开源生态。应该说，西安的“软信服”总体停留在做服务外包，当然也有一些行业信息化等，譬如数字医疗等。但从“软信服”走向“数算智”过程中，成熟的发育机制是围绕垂直行业，形成“做平台+生态、软件+硬件、产品+服务、基建+要素”的组合拳。因此西安需要立足数据要素走向人工智能过程中，以行业发展模式迭代提升新兴业态的生成能力。核心是围绕“软硬结合、数智兼备、芯算并举、云网融合、台端联动、屏境交融、材器贯通”，打好垂直行业平台+生态、软件+硬件、产品+服务、基建+要素的组合拳。
二、问题是逆向产业生态不强与横向产业借势不够，方向是以逆向产业生态联纵带动横向产业纵深发育
数智化条件下，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经济形态依然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来买单”。现在“数智化”突出了“数”和“智”，但丢掉了“字”。事实上“字”就是实体经济以及对各行各业的理解与认知，“数字化”是包含人工智能的，“数智化”最大的风险就是脱离“字”。更进一步而言，是基于“字”的“数化”走向“数”的“智化”。“字”是粮食或主食，“数”是味精或作料，“智”是能量与营养。也就是说，数据产业能否做好，不是产业本身，而是数据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主要不仅是政务领域、公共领域的开放共享，核心是围绕金融、贸易、物流、旅游、电信以及制造、能源等领域的资金流、贸易流、货物流、人流、信息流、业务流、能量流，进而转化为数据流，并与行业产品服务结合形成价值流。土地、人才等有形资源需要有形的市场；技术交易所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是因为不具备交易场景，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最准确的定价发生在作价入股等收益权的确认过程中，根本不需要有形的交易所。如今很多数据交易所在加紧建设但注定难以走向成功，“数据价值化”是误区，需要回归“数据要素化”，因为数据只有和行业产品服务结合才有价值。
三、问题是发展路径技术锁定与潜在优势挖掘不够，方向是以技术跨界融合创新再造产业创新优势领域
伴随最早的电子科技、传统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数智科技，尤其在CT通讯技术、IT软件信息、DT数字技术、AT智能技术叠加演进过程中，不同技术趋势衍生的经济形态、产业业态遵循不同的规律及路径。CT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技术制造业，依靠高校院所及国央企都能做，也依赖理工男的硬件产品工程化以及高技术投资。但IT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技术服务，依赖创业逻辑、试错逻辑，背后是代码、知识、服务、标准等等的聚合，DT、AI更是如此。所以我国很多地方抓住了CT，但做不好IT，再拿做CT的方式就更抓不住DT、AT。如何看待西安在AI时代在中国创新版图、产业版图上的地位？尽管有九三阅兵以后的中国军备异军突起，硬件上对西方工业化技术上的集大成，但核心是软件及体系化作战能力的降维打击，背后是从电子科技走向数智科技，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源头与创新源头是西安。西安过去的能力是服务军口的新质战斗力，当前及未来需要走向服务民口的新质生产力。譬如，时空智能就是如何将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的优势转化为空间数据与AI的优势。我们不要局限在别人已经在做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走出路径依赖。其背后的产业技术逻辑是以技术的跨界融合促进产业技术生命周期的扩张与再生。也就是如何将数智科技（通讯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高新技术（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空天科技+……）结合，再与工业化（制造技术+运营技术+……）结合。
四、问题是产业促进政策常规与分类组织协同不够，方向是以新型产业促进政策促进产业组织协同创新
总体来看，西安产业“重的太重、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新的太新、大的太大、小的太小”，某种意义上难以形成快速的新兴产业生成能力。所谓“重的太重”，主要是资源型产业带动的重工业；“硬的太硬”主要是军工类带动的封闭市场；“软的太软”主要是寄生式的服务外包；“新的太新”主要是做不出来的硬科技；“大的太大”主要是没有本地供应链的大企业大产业；“小的太小”就是有科教智力造就的创业但“做小了白做，做慢了等死，做大了流失”。在此背景下，当前产业促进政策核心是区分看的见、摸得着、引的来的高技术制造业怎么支持，而看不见、摸不着、不好引的高技术服务业怎么支持。如今很多地方都是制造行业的产业政策做得好，但高技术服务的产业政策较为常规。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适应数智化时代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组织。譬如，如何鼓励大的运营商等做数智基建，如何支持大中小服务商推进数智服务+行业，如何支持硬件厂商突破底层能力疆域，如何支持软件厂商从数商走向智台，如何支持制造商从事行业+数智化、生产商走上端到端的数智运营。这其中，尤其需要注重数智科技服务业的基础作用与赋能作用，也就是从代码密集、服务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软件信息服务走向数据密集、算力密集、算法密集、智力密集的数智科技服务，最终从错失“软信服”走向引领“数算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