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民营经济1.0阶段，重在经济转轨中加速工业化，主要围绕轻工业+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要求，开展生存型创业，并基于供应链的成本竞争强化了产品工业创新，总体处于产业跟随创新阶段。在此阶段，主要以市场化改革为时间节点分成两个阶段，即自1978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到1992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期间的“酝酿期”与自1993邓公南巡及乡镇企业改制到200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起步期”。
——酝酿期（1978-1992，市场化改革前的酝酿）。杭州“民办经济”遵循浙江商业氛围调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机制，迎来了第一波创业高潮，也就是个体户创业+乡镇企业形式的个体经营；主要围绕轻工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顺应了劳动力+初步机械化趋势，总体处于基于劳动密集的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典型的企业家包括鲁冠球、宗庆后、李书福。
——起步期（1993-2001，市场化改革后的起步）。杭州民营经济遵循市场改革带动企业改制发展机制，迎来了以科技与公务人员下海、乡镇企业改制为代表的第二轮创业高潮；主要围绕先进制造、生产性服务，顺应了机械化、传统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总体处于基于资本积累的投资驱动。这期间，初步完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原始积累。
二是民营经济2.0阶段，重在内外循环中发展高技术，主要围绕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为主的高新技术时代要求，开展发展型创业，并基于产业链的价值竞争加强了集群级的产业技术创新，总体处于产业集成创新阶段。在此阶段，主要以2011年前后中国制造超越美国居全球第一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即自2002年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到2011年中国制造产值超越美国的“导入期”，与自2012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到2018中美贸易摩擦的“繁荣期”。
——导入期（2002-2011，入世后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创新网络）。杭州民营经济遵循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机制，迎来了以海外留学人员创业、草根转型创业为代表的第三轮创业高潮；主要围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顺应了以软件、通讯与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总体处于基于科技创业的创业驱动。典型的企业家包括马云、丁磊、吴鹰等。
——繁荣期（2012-2018，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创新之都）。杭州民营经济遵循平台经济赋能数字策源发展机制，迎来了以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浙商系“新四军”为代表的第四轮创业高潮；主要围绕以互联网+创业为代表的信息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升级，顺应了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总体处于基于代码密集的数据驱动，进一步完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原始积累。
三是民营经济3.0阶段，重在数实融合中推进数字化，主要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的数字经济时代要求，开展变革型创业，并基于创新链的创新竞争，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逐步走向原始创新阶段。在此阶段，主要以2023年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年为节点，即自2019年加快数字化改革到2023年邓公南巡三十周年的“成熟期”（走向民营创新经济），与自2024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全面突破到2035年前提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成熟期（2019-2023，杭州民营经济率先走向民营创新经济）。杭州民营经济遵循硬核科技提升模式创新发展机制，迎来了以领军人才、硬科技创业为代表的第五轮创业高潮；主要基于平台经济的数字经济、数智科技，顺应了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数智科技以及其他前沿技术发展趋势，总体处于基于数字基建的算力驱动。
——蝶变期（2024年至提前几年实现现代化，再生创新阶段）。杭州民营经济遵循前沿技术带动未来产业发展机制，迎来了拥抱以变革式创业为代表的第六轮创业高潮；主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经济、未来产业，顺应了以数智科技、量子通讯、合成生物、未来能源等为代表的未来技术发展趋势，总体处于基于能源密集的算法驱动。典型的企业家包括梁文锋等。
表1：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民营经济在三大代际之下的发展历程
整体而言，自上个世纪市场化改革以来，杭州诞生了以娃哈哈、万向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但当时与珠三角、苏南等民营经济发达区域相比，杭州产业层级还有一定差距。但伴随2000年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入世”，尤其是以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华三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和企业涌现，不仅使得杭州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异军突起”，还加速形成了中国创新版图上“北上深杭”的江湖地位。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今天，伴随深度求索等企业的涌现，杭州的创新活力更加凸显。某种意义上，新世纪以来杭州之所以异军突起，核心是在企业家精神驱动下，围绕科学技术变革、消费市场扩容、创业层级升级、产业经济升维的有机嵌套和叠加融合，最终激发的城市创新活力。一方面，杭州的创新活力，核心在于激活企业创新发展动力、挖掘科技人员创业潜力、提升科技资源聚合效力、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开放协同创新合力、提升创新生态系统张力、突出宜居宜业城市魅力。也就是说，从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资源、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生态开放、城市氛围等培育七大活力，成为其建设创新活力之城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营商环境建设加快从“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走向以改革为引领、坚持“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并拓展“数字化、生态化、规制化”相结合的“六化协同”，最终形成适应资源配置市场化、营商环境生态化、经济形态数字化、创业创新国际化、空间载体都市化、全域治理法治化的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政策体系与法律关系。
一是民营经济1.0阶段，重在基于乡镇的县域经济，发展工业经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自乡镇企业改制以来，宁波主要基于乡镇的县域经济，通过各个县域的活力“堆积”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伴随宁波从出口加工的轻工业走向临港产业的重化工，宁波民营制造经济体逐步形成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并在出口导向性工业发展模式下，基本形成了“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经济循环模式。这一阶段，宁波民营经济、城市经济、城市创新的核心能力是基于产业工人成本红利、供应链的成本竞争、民营制造业基础的产品化，通过快速的产品迭代形成成本优势，并逐步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也意味着，在此发展阶段，宁波依托低小散弱的乡镇企业及其产品工艺创新，以及出口加工、贴牌生产等，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发育出具有规模经济的块状经济、民营制造集群，为中国“入世”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定基础。
二是民营经济2.0阶段，重在基于园区的城市经济，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自中国“入世”后，尽管宁波通过多个国家级、省级园区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但依然带有深刻的县域经济烙印，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国家级、省级园区依托行政区，或者很多国家级园区的综合实力难以赶上行政区。在此阶段，尽管宁波民营制造经济体试图在信息技术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如波导等，但由于产业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组织方式、政策体系等存在明显的工业路径依赖，未能加快从工业经济走向信息经济。在“入世”后的价值链贸易条件下，依然遵循“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条件下，工业产值在不断放大，但总体处于将传统产业领域的高端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并没有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某种意义上，本阶段需要从产业工人红利走向软硬件工程师红利，从企业级的产品工艺创新走向集群级的产业技术创新，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走向高技术服务业、品牌经济，尤其是从产品化走向工程化、高技术上的产业化。但宁波由于港口经济路径依赖——不用怎么创新并通过庞大的外需亦能赚钱，而难以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并缺乏现代新兴产业集群。
三是民营经济3.0阶段，需要基于社区的都市经济，走上数字经济。当杭州的民营经济从1.0走向3.0，宁波总体处于从1.0走向2.0，如今更多的需要走向3.0。在此发展阶段，宁波不仅需要实现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的嵌套发展，站在都市经济维度上，促进城市经济合力与县域经济活力结合；还需要打好工业经济、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组合拳，通过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走向数字化带动高技术改造工业化形成先进生产力；亦要促进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社区经济有机结合，加快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不仅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延发展、外向拉动”走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开放合作”，亦从“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走向“产业新体系、城市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创新新生态”，不仅从基于供应链的成本竞争走向基于创新链的创新竞争，还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走向“两头在外，高端在内”。
表2：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迭代创新
与杭州相比，按照民营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如果同样将1978（改革开放）-1992（市场化改革）、1993（邓公南巡）-2001（中国入世）、2002-2011（中国制造总量超美）、2012（制造全球化）-2018（贸易摩擦）、2019-2023年（市场化改革三十年）、2024-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主要发展阶段，我们很难就宁波的城市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城市创新划出清晰的发展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经济全球化历经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与数字全球化叠加演进，宁波长期局限在制造全球化思维下，港口贸易带动临港产业、出口加工带动民营经济的传导机制。尤其是在产业战略上一味将规模大作为首选目标，坚持“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的产业组织方式，并利用工业的方式管理服务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宁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和动力。核心是没有将产业战略、组织方式、政策创新、地方财力与民营优势、创业氛围、民间资本相结合。
总体而言，杭州的城市创新是民营创新经济体，宁波的城市创新是民营制造经济体。杭州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内外部条件“卡点”“踩点”，总体呈现出“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迭代较快，但制造空心化突出，尤其是高端制造、基础产业发育发展不充分；宁波陷入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总体呈现出“内生增长、外需驱动、开放创新”的创新发展模式，底盘定力较深，但缺乏高端价值链，尤其是新兴企业、新兴产业发育发展不充分。不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需要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形成不同的发展之路与创新模式，杭甬城市创新经验的比较对于其他城市创新而言，主要有如下启示：
一是新的逻辑比大的逻辑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新发展逻辑带动的战略增量与新政策逻辑带动的存量提升相结合。宁波长期坚持“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产业发展模式，如“246”产业体系、“361”产业体系都注重大产业，但大产业往往都是技术成熟、产能过剩且存在增产不增效风险的产业。相比之下，杭州长期坚持"产业新体系、城市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创新新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如“信息经济1号工程”、“数字经济1号工程”等，重点围绕新兴领域发展首位产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升级。各地在“十五五”时期需要抓住数字革命、能源革命带动生物科技、材料科技、海洋科技、制造科技等契机，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条件下，抓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ICT（IT、CT）走向AIOT（AT、DT与硬件结合），实现“数智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空天科技+制造科技”的融合发展，加快从工业经济走向未来经济，建立未来产业培育机制和投入增长机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
二是产业思维比实业思维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抢占产业科技创新制高点与掌握实体经济发展基本盘有机结合。宁波长期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但忽略了脱离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制造大市都难以走向工业强市，尽管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但并没有掌握产业主导权。杭州则坚持产业强市理念，从促进两化融合、虚实融合到两业融合、数实融合，打破了制造业的单边思维和实体经济的局限思维。各地在科技强市带动产业强市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将科技服务、科技金融代表和支撑的科技创新，与制造服务、数智服务代表和支撑的产业创新相结合，实现创新链、资本链、价值链、人才链融合发展。通过部门联动、上下推动、市场带动，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全面融通，着力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
三是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发展的组织动员方式有机结合。宁波以务实著称，大力发展看得见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大企业、大化工、GDP等，尤其是将各类财政资金通过技术改造的方式支持传统产业与传统企业，尽管生产方式有所转变，但并未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杭州则以开明著称，大力发展看不见的服务业、科技创业、研发投入等，更多支持创新主体、创业主体导入，进而促进产业经济形态升维。各地在科技创新工作中需要立足新型城市创新空间与格局，坚持“对科技投入即是对民生投入”的理念，突出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同时坚持“有项目、有投资、有平台、有载体、有集群、有生态”的高技术产业化组织方式，最终将看不见的未来与看得见的经济指标相结合。
四是时代际遇比全球商机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时代变革与经济全球化带动的增长有机结合。宁波作为港口城市，核心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的商机，在外部需求、外部技术、外部资金等带动下，发展成为重要的制造基地。杭州作为文旅城市，核心是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机遇，在创业创新、产业变革条件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之都。各地需要在数字革命、能源革命带动下，依托本地优势产业基础，构建“技术-产业-场景”协同创新生态，从承接全球产业链分工转向主导全球创新链重构，加快从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走向创新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在“技术势能”与“开放动能”间找到平衡点，避免陷入“战胜了行业对手但失去了时代际遇”的发展困境。
五是人择优势比初始条件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无中生有的新型发展优势与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宁波长期遵循传统经济地理发展逻辑，即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依赖港口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临港制造业，只有在外需下行时才能倒逼创新。杭州长期遵循新经济地理发展逻辑，即哪里的创业创新生态质优，人才、资本、技术、经验、知识就流向哪里，新兴产业就在哪里涌现。各地需要在“路径依赖”与“范式革命”间找到动态平衡，将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青年科技人才高地、科技创新生态高地相结合，促进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以经济形态、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变带动贸易方式、贸易结构、产业分工转变。
六是创新文化比商业文化更重要，城市创新需将激发创新活力的创新生态与激发市场效率的营商环境有机结合。宁波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在技术路线成熟的条件下，敢于愿赌服输、冒商业风险，但在技术路线不成熟的条件下裹足不前，不愿意冒创新风险。杭州则逐步形成宽容试错、容忍失败、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各地在创新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打破营商环境、宜商环境的传统思维，走向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生态化、数字化的“新型创新治理五化”，着力优化产业生态、数字生态、创业生态、研发生态、服务生态、金融生态“六位一体”生态体系，在“风险管控”与“生态包容”间找到动态平衡，重塑从创新试错到价值转化的全周期链条，全面走向创新赋能的活力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