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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的精神”看中国式管理的大义

从“中国人的精神”看中国式管理的大义 数智通鉴
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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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长期以来管理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东方式管理”,或“中国式管理”,但很多时候难以形成共识和理论的、实证的突破。但如今伴随中国现代企业在量级、能级的突破,尤其是进入数字化时代,使重新研究中国式管理并取得突破产生了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之上和视角之下,重新理解中国式管理,回答究竟是谁、到哪里去、从哪里来、有何优劣、如何用好的基本问题。

一、究竟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

研究中国式管理,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存不存在中国式管理。很多人认为,从科学管理走向管理科学,管理似乎是一种科学,一种具有定理、公理、或者最大公约数的科学。但管理的初衷是解决组织目标多样性与资源稀缺性的矛盾,核心是一种具有逻辑感的实践和驾驭实践的非逻辑艺术。尤其在不同思维方式、精神特质、商业伦理、行为模式、治理模式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与思想范式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管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具备产生中国式管理的条件和土壤的。但具备这种条件和土壤,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国式管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企业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变富、从富变强的发育,只有中国的企业产生世界级、国际化、行业性的领导力、影响力、竞争力,中国式管理才具备成熟的条件。换言之,十几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研究中国式管理,更多的是兴趣导向,如今伴随中国产业企业逐步做大做强,才能产生具有中国式价值和管理学意义的中国式管理。

二、中国式管理究竟来自哪里?

如果我们把管理更多的视为驾驭实践的非逻辑艺术,而非具有逻辑感的实践,更不是更加复杂化的科学的话,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管理范式,其主要变量在于“中国式”。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个“中国式”?而谈及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带着历史文化的优越感,从中国人的文化与精神的角度做根植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成熟,基本定型于春秋时期。而在国际上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最为深刻的,便是辜鸿铭先生所写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叫做《春秋大义》。所谓“春秋大义”,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正邪、善恶、褒贬。这其中,辜鸿铭先生从博大、深沉、纯朴、灵敏四个方面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当然,中国人历经几千年文化孕育,还有一种精神叫做浪漫。正是中国人的博大,决定了特有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人的灵敏,决定了特有的精神特质;正是中国人的纯朴,决定了特有的商业伦理;正是中国人的深沉,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正是中国人的浪漫,决定了中国人的治理模式。

三、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式管理?

基于这种判断,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式管理,核心是围绕思维方式、精神特质、商业伦理、行为模式、治理模式五个方面,重识十大方面的关系。就思维方式而言,一方面是试与悟的关系,也就是试错与直觉的关系。西方人受逻辑思维影响,形成注重实证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形象思维影响,形成注重参悟主义的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术与道的关系,也就是实操与规律的关系。西方人受实证思维影响,形成注重经验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直觉思维影响,形成注重规律主义的东方管理。就精神特质而言,一方面是有与无的关系,也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西方人受效用思维影响,形成注重实用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价值思维影响,形成注重长期主义的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盾与矛的关系,也就是体系与机会的关系。西方人受严谨特质影响,形成注重过程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灵敏特质影响,形成注重机会主义的东方管理。就商业伦理而言,一方面是利与义的关系,也就是利益与道义的关系。西方人受功利特质影响,形成注重现实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浪漫特质影响,形成注重理想主义的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家与国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西方人受线性思维影响,形成注重个体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系统思维影响,形成注重整体主义的东方管理。就行为模式而言,一方面是事与局的关系,也就是做事与做局的关系。西方人受做事谋利影响,形成注重细节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做局谋势影响,形成注重结构主义的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刚与柔的关系,也就是刻板与灵活的关系。西方人受刚性思维影响,形成注重原则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柔性思维影响,形成注重灵活主义的东方管理。就治理模式而言,一方面是管与理的关系,也就是管制与治理的关系。西方人受管制思维影响,形成注重有为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治理思维影响,形成注重无为主义的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法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西方人受直线思维影响,形成注重制度主义的西方管理;中国人受辩证思维影响,形成注重人本主义的东方管理。

四、中国式管理究竟有何优劣?

整体而言,东西方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管理范式各有优点和缺点。西方式管理伴随工业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而被验证和推广,但整体上是一种低维的管理;中国式管理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优越感和现代管理意义,但在近代工业以及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并没有得以体现。如今尤其在数字化条件下,中国产业企业需要立足中国式的优点,规避中国式的缺点,才能真正成就数字时代、数字全球化的中国式管理。围绕试与悟、术与道、有与无、盾与矛、利与义、家与国、事与局、刚与柔、管与理、法与人十大关系,尽管中国式管理是试悟兼顾、术道嘉合、有无相生、一张一驰、义利兼顾、家国情怀、势利并举、刚柔并济、无为而治、以人为本,但在整体上更侧重悟、无、道、矛、义、国、局、柔、理、人。其优点分别是深度洞察、道法自然、长期传承、市场灵敏、使命驱动、整体最优、结构制胜、策略丰富、无为而治、以人文本。但其缺点也较为明显,譬如科学感弱、工程力差,有屠龙刀、无杀鸡术,政治性强、经营性弱,论证不足、底盘不足,商业感弱、驱动力弱,抑制个性、弱化市场,细节不足、粗枝大叶,千变万化、过于灵活,精细化弱、官僚化重,过于世故、没有规则。

五、究竟如何用好中国式管理?

在数字化条件下,中国人的很多缺点,往往可以通过管理软件、数字工具、数字平台等得以转化,更多的把中国人的优势无限放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好中国式管理,需要借助一定的转化条件,从认知层面、实践层面充分把握十大方面的中国式价值及其管理学意义。一是在试与悟上,我们需要看到当认知更重要时,悟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超然洞见,其管理学意义在于视野决定洞见。二是在术与道上,我们需要看到当规律更重要时,道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大道至简,其管理学意义在于以简驭繁。三是在有与无上,我们需要看到当价值更重要时,无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长期价值,其管理学意义在于价值大于营收。四是在盾与矛上,我们需要看到当机会更重要时,矛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机会优先,其管理学意义在于增长大于管理。五是在利与义上,我们需要看到当愿景更重要时,义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义利兼顾,其管理学意义在于道义大于利益。六是在家与国上,我们需要看到当整体更重要时,国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家国情怀,其管理学意义在于大局高于一切。七是在事与局上,我们需要看到当谋势更重要时,局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势利并举,其管理学意义在于结构决定高度。八是在刚与柔上,我们需要看到当韧性更重要时,柔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刚柔并济,其管理学意义在于以柔克刚。九是在管与理上,我们需要看到当治理更重要时,理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无为而治,其管理学意义在于以理促管。十是在法与人上,我们需要看到当制度更重要时,人就更有意义。其中国式价值在于以人为本,其管理学意义在于人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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