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共建者：巴拿马历史重塑中的双重遗忘与中巴公园拆除事件

2019年，巴拿马历史学家拉索（Marixa Lasso）在其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著作《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中，揭示了美国政府与运河公司如何通过三重步骤——合理化占领、迁走原住民、重构历史叙事——将运河区原本繁荣的现代城镇描绘成"热带蛮荒之地"，从而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正名。拉索的批判尖锐而必要：美国对巴拿马历史的"抹去"（erased），本质上是将巴拿马人排除在自己的现代性叙事之外，将其降格为需要被"拯救"的被动客体。然而，当巴拿马学者在后记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拉索本人"几乎完全忽略的大量中国和印度苦力及其后裔，正是奴隶和苦力后裔的大量牺牲才成功开凿了运河"时，一个更为复杂的"双重抹去"结构已然浮现——巴拿马在反抗美国叙事霸权的同时，竟也在复制着同样的逻辑，将另一个更为沉默的群体推向历史深处。

拉索的研究揭示，美国抹杀巴拿马现代性的操作是系统性的。在1904年接管运河工程前，巴拿马城与科隆城已是繁荣的港口都市，其共和精神与民主选举传统"与西方社会一样长，甚至比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悠久"。然而，为了构建"文明拯救野蛮"的合法性，美国政府与地峡运河委员会（ICC）通过档案控制、出版审查与影像重构，将运河区描绘为"疾病横生的热带丛林"，需要美国先进的医疗与城市化技术进行改造。这种叙事不仅抹去了巴拿马城镇的既有现代性，更将当地居民——无论是西班牙人、非洲奴隶还是华工的后裔——一并归类为"前现代的原住民"（natives），剥夺了其历史主体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重构历史的动机恰恰源于其"文明焦虑"。一战前的美国在欧洲列强眼中仍是"暴发户"，急需通过"在热带丛林中创造奇迹"来证明自身的现代性与开拓精神。因此，巴拿马的文明史必须被抹去——唯有将这片土地定义为"空白"（blank slate），美国的"创造"才显得伟大。这种"否认他者现代性以确立自身优越性"的逻辑，正是殖民主义知识暴力的典型特征。

然而，遗憾的是，拉索在解构美国霸权的同时，也陷入了同样的盲区。她笔下的"当地人"主要指西班牙与非洲后裔的混血族群（mestizo），而"被她几乎完全忽略的大量中国和印度苦力及其后裔"，则成为"双重抹去"的牺牲品。更严峻的是，这种忽略不是拉索个人的疏忽，而是巴拿马整个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批判者复制批判对象"的怪圈，在巴拿马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叙事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延续。

华人参与巴拿马建设的史实是无可辩驳的。从1850年代跨地峡铁路的修建到1914年运河通航，华工始终是核心劳动力。据零星资料统计，仅运河开凿期间，华人死者就达两万人之众。他们在沼泽中铺设铁轨，在悬崖边开凿岩壁，在瘟疫中埋葬同伴，其牺牲之惨烈不亚于任何族裔。然而，在巴拿马独立后构建的"民族史诗"中，主角是占人口70%的混血族群（mestizo），他们被塑造为"自然"的民族主体，而华人则因其明显的异质性被视为威胁民族纯洁性的"杂质"。

这种"隐身"首先是“数字的消失”。巴拿马国家档案中鲜有关于华工的系统记录，其死亡人数、工作条件、社区生活均被简化为"外籍劳工"的笼统统计。其次是“空间的抹去”。华人聚居区在城镇改造中被系统性清除，其宗教场所、墓地和社区标志物或毁于工程，或被"现代化"浪潮吞噬。最后是“话语权的剥夺”。在巴拿马独立后构建的"民族史诗"中，主角是混血族群（mestizo）——他们拥有70%的人口比例，象征着拉美独特的文化融合。华人则因其"不可同化"的异乡性（non-assimilable otherness），被排除在民族主体之外。

2025年12月27日深夜，Arraijan市政府的推土机在无人目击的黑暗中启动，在临时赶来的华人一片抗议声中肆意行动，将这座建于2004年、旨在纪念华人移民贡献的公园彻底铲除。这一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充满恶意——它既避开了公众视线，也绕开了法定程序，更拒绝了任何对话可能。市政府事后仅以"城市规划调整"为由搪塞，与以往美国运河委员会宣称"土地将被淹没"的借口如出一辙——都是利用技术性话语掩盖政治性目的。

此次拆除的暴力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程序暴力。市政府未与华人社区进行任何协商，既无视此前华人团体的抵制情绪，也无视其作为城市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华人社群在巴拿马生存已超过170年，却在自身历史记忆的处置上毫无发言权。

第二，象征暴力。公园的拆除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消失，更是对华人历史贡献的符号性抹除。纪念碑的倒塌意味着巴拿马官方拒绝承认华人是国家历史的共同创造者。这种否定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近期的涉华言论中已现端倪。尽管他公开澄清巴拿马运河"绝不由中国控制"，但其政府内部对华投资的警惕言论，已将华人社群污名化为"国家安全风险"。拆除公园的决定，正是这种政治风向的文化延伸。

第三，时间暴力。拆除发生在巴拿马高调筹备运河主权回归26周年纪念（2025年12月31日）的敏感时刻。当主流社会准备庆祝"巴拿马人民的完全胜利"时，华人建设者的后裔却眼睁睁看着祖先记忆被铲除。这种庆祝与抹去的同步进行，揭示了巴拿马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它既要对抗美国的霸权叙事，又要维护自身的族裔等级秩序。华人不幸成为后者所需的"沉默脚注"。

巴拿马的历史重塑为何会陷入"批判者复制批判对象"的怪圈？答案在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当代地缘政治的叠加。

美国的抹去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合法性，而巴拿马的抹去则服务于民族认同的纯洁性。当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构建独立国家认同时，它需要一种"统一的人民"想象。mestizo人因其人口优势与文化混合性成为"自然"的主体，而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等少数族裔，则因其差异被视为"杂质"。这种逻辑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但在巴拿马又融合了独特的运河地缘政治焦虑。

2025年的特殊背景使这种焦虑急剧恶化。特朗普1月份的言论虽未动摇巴拿马主权，却在巴国内部催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华人社群被想象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其族裔认同被等同于政治忠诚。Arraiján市在随后的声明中说这座纪念碑存在着结构损伤，已经构成“风险”，这种粗暴的解释，掩盖的却是将文化纪念政治化的目的。于是，抹去华人历史不仅是为了维护民族叙事的纯粹，更被包装为"捍卫主权"的必要之举——这与美国百年前以"卫生防疫"为名清除运河区居民的策略，何其相似！

海地籍历史学家特鲁伊利奥（Michel-Rolph Trouillot）关于历史性的理论在此显现其强大的解释力：历史叙事的不公并非源于"真相"的缺失，而是权力对"什么人值得被记住"的选择性介入。美国对巴拿马的权力是政治与知识的，而巴拿马对华人的权力则是民族与地缘政治的。在这两种权力结构中，华人建设者始终是"不值得被记住"的群体——在美国叙事中他们是可替代的"苦力"，在巴拿马叙事中他们是"非我族类"的外人。

然而，抹去从不可能彻底。正如拉索在运河区幸存者后裔的口述记忆中挖掘出被隐藏的过去，巴拿马华人社区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抵抗。拆除事件后，华人社团立即组织抗议，发动媒体攻势，在法律程序上试图提起诉讼。

这种抵抗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历史正义不能仅停留在批判霸权，而必须包含对所有边缘群体的承认。巴拿马若要真正走出殖民阴影，就必须正视其历史叙事的内部等级。华人建设者不是"外籍劳工"，而是与mestizo人、非洲后裔、原住民一样，是巴拿马国家的共同创造者。他们的牺牲、文化与认同，理应成为巴拿马多元民族身份的一部分。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于12月29日发表声明，对拆除表示"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度震惊、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并敦促巴方，"一、对拆除事件进行彻查，严肃惩戒违法违规、破坏巴拿马历史文化和社会团结稳定的行为；二、同华人社团充分协商，在原址修复中巴公园和华人纪念碑"。这一外交介入使事件超越了国内政治范畴，成为中巴关系的新变量。但更重要的是，它迫使巴拿马社会反思：当你们在控诉美国百年前的叙事暴力时，是否意识到自身正在对华人重复着同样的暴行？

2025年12月27日深夜的推土机，推倒了中巴公园，也推倒了巴拿马历史叙事的道德假象。它警示我们：对压迫者的批判若不伴随自我反思，很容易蜕变为新的压迫。巴拿马对美国叙事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当这种反抗以抹除华人贡献为代价时，它就丧失了道德高地。

解决之道在于构建"复调历史"（polyphonic history）框架。这不是简单的"添加华人元素"，而是从根本上承认巴拿马民族身份的杂糅性与多重主体性。正如运河区的历史不应只有美国版本，巴拿马的历史也不应只有mestizo版本。华人建设者的两万具白骨，印度人、非洲人的血汗，原住民被掠夺的土地，都应成为巴拿马国家叙事中不可删除的章节。

这一事件也对中国提出警示：在"一带一路"深入拉美的当下，如何保护海外华人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紧迫课题。如何恰当地表明，历史上中国人也是受难者（victim），这对于追随西方的拉丁美洲社会文化而言，会是非常大的冲击。但这种叙事必须超越悲情，强调华人作为建设者、创造者与公民的主体性。中巴公园的悲剧表明，唯有主动参与历史记忆建构，而非被动依赖所在国"恩赐"，华人的贡献才有望从"被抹去"的宿命走向"被承认"的未来。

巴拿马运河的流水仍在奔涌，但河岸上的记忆政治从未停息。从美国的"文明拯救论"到巴拿马的"民族纯粹论"，华人建设者始终是被牺牲的他者。唯有当巴拿马敢于直面其历史叙事的内部暴力，华人社区勇于发声争取承认，这段被双重抹去的过去，才有望在未来获得它应有的位置。

作者简介：

崔忠洲，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拉美社会发展和文化人类学，关注发展理论、生态文明与文化比较研究。他致力于从跨文明视角反思“发展”的多元路径，并推动中拉在制度与理念上的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