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狂热的极“左”的意识形态一度席卷神州大地。
然而，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却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触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连香港处于英国长期殖民统治下的现况，他也没有提出挑战。纵使“文革”浩劫降临之初，在中国派驻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人员中，个别人在对外宣传时有所狂热的举动，也是出自本人对中央精神的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受到北京决策层的授意所致。
即使毛泽东发动与莫斯科的论战，他也只是一味“动口不动手”，诉诸“论战”而已，不想同苏联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吴冷西在其《十年论战》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毛泽东对中、苏两党论战不休作出评断时指出，“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君子动口不动手’”。
可见，即便是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时也是相当谨慎小心的。凡是指称中国外交政策在毛泽东执政时一味受到狂热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是片面、武断的。
至于现今执政的中共决策层，更是名副其实的务实主义者。当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着眼，这可能也是人类迈向世界大同的趋势之一。
在促使中共决策层作出重大决策的诸项因素中，主要因素是如何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何推行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这种决策环境和决策因素，也是举世皆然。
当前中国国内却有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谓“左派”，无非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呼声，其底蕴则是不满于经济地位在改革深入阶段被边缘化了，因而寄希望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彼辈往往以毛泽东言行为护符，“拉大旗作虎皮”；所谓“右派”，则以若干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言必称民主、自由，他们谈起普世价值居然比美国学者更为理直气壮，之所以如此，可能同他们没有在美国长期居住和工作过有关。
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清谈，动辄妄评时政，世称“口中雌黄”。尤以西晋大臣王衍为甚，他才华横溢，精通玄理，却无补于实际。后来王衍规划大计失误，连同他携带的西晋皇室、大臣均被没有什么文化的石勒（后登基成为后赵开国帝王）捕杀。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罪责。”桓温是指责王衍之辈只知道清谈终于招致亡国而已。
后世学者评断清谈之风愆尤甚巨，终至于误国乃至亡国。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朝野囿于清谈的氛围，则必然招致惨烈的后果，史实斑斑。
不管怎样，40年前曾经弥漫中国民间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确实还存在而且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再也不可能持久地支撑中国政府挑战美国。至于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后果，足以颠覆美国主导下的当代国际格局，不知何所据而云然，颇为笔者所不解。
（资料来源：摘自薛理泰《盛世危言：远观中国大战略》，编辑：Ki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