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方志祺
审核编辑｜岳福岚
2023年10月24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教研中心秋季学期读书会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206会议室顺利举行。
报告人张煜华、董畅、史常亮、方志祺、吴丹五位博士研究生分别围绕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教授最新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做了精彩报告。与会同学围绕报告展开了积极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林嘉教授、郑爱青副教授，金柚网董事沈洁女士、法务总监薛蓓蓓女士，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丁雯雯助理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靖远助理教授做主持。本活动由金柚网提供支持。
报告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煜华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畅就第三、四章进行了汇报。
在“高知女性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的问题下，第三、四章旨在论证前文所作分类中第一组、第二组女性是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
在第三章“分岔路口”中，作者选取出生于1878至1897年，1900至1920年从大学毕业的女性为样本，通过对未婚率，没有孩子比率，已婚劳动参与率等核心数据的分析，得出第一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选择为“或工作；或家庭”的结论。
在第四章“桥梁群体”中，作者选取了出生于1898至1923年，1920至1945年从大学毕业的女性为样本，通过对未婚率，没有孩子比率，已婚劳动参与率等核心数据的分析，得出第二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选择为“先工作；后家庭”的结论。通过作者对两章结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壁垒与限制，这是女性群体很难不能兼得事业和家庭的核心原因。
在第六章“无声的革命”中，戈尔丁发现避孕措施的发展使得晚婚晚育成为可能，女性在婚前和生育前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攻读高等学位并巩固自己的职业生涯，降低了其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性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女性的就业、改变了女性的职业选择。当然，作者也指出，第四组女性虽然获得了从事工作的时间，但是对于推迟生育的代价是缺乏透彻的认识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常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方志祺就第七、八章进行了汇报。
第七章“革命推手”中指出，晚婚晚育正是推动上世纪美国就业性别平等革命的最大力量，1940至1960年出生的女大学生当中有28%于45岁仍未生育。70至80年代，年轻大学女教师很少谈论生孩子，因为联邦、州、院校层面皆无透明产假政策。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就业性别平等，女性能透过计生用品防止过早生育，又可透过人工授精等科技于较生长时才生育，即使没有配偶仍可独自照顾孩子。1970至1990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女大学生毕业后的15年之内都有工作，其中三分之一声称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只有10%完全不工作，但同班毕业的男同学几乎都参与全日制工作，大多数人每周都有加班。
第八章“注意差距”介绍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案》的诞生历程，法案要求保护每一次歧视性工资，而非限于首次。然而，就业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性别歧视或工资不透明，而在于女性有孩子后，收入会遭遇巨大打击，男性则不会。一部分女性自愿在生小孩以后减少工作量，另一部分则被用人单位的主管出于好心，避免生完小孩、有年幼子女的女性过度疲倦而减少她们的工作量，最终大大减少了女性在单位内参与重要工作、接触重要客户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吴丹就第九、十章与后记进行了汇报。
在第九章“律师与药剂师案例“中，律师是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职业，而作为对比，药剂师行业不仅性别平等，还收入颇丰。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与时间休戚相关，并且“罪魁祸首”是工作结构本身。为了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在传统性别规范和制度的影响下，妻子更可能选择离开私人部门，选择灵活和更加可预测的工作，承担起家庭责任，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被牺牲。因此作者提出更加广泛的结论——工人之间的可替代性，是降低时间和随叫随到工作过高时薪的关键。
在第十章“随时待命”中，作者首先介绍了非升即走职业和管道泄漏现象，认为这反映了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张力造成了女性的困境。一些行业巨头开始订立规则保护员工的休息时间，敦促员工更好地相互替代，并以卫生领域变化为例分析对公司有效率的东西没准也对员工有效率。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如何计酬，也在于家庭的劳作和照顾如何按性别划分。最后，作者认为应当反思国家的工作与护理制度，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一提高弹性工作工资，降低灵活就业成本；二减少父母育儿成本，提高照护服务可及性；三是改变社会规范，使权衡不再取决于性别。同时作者呼吁在实现性别平等的旅途中带上男性，争取男性的支持。后记部分作者简要分析了新冠大流行对于性别平等造成的影响，指出女性日益高昂的不满情绪，并认为应当向欧洲国家学习，将照护幼儿作为社会责任，重视护理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的依存关系。
点评环节
陈靖远助理教授认为，本书所讨论的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家庭与事业平衡问题以及就业不平等问题虽然是聚焦美国的社会发展背景，但书中描述的现象或困境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我国社会中也存在着如求职过程中性别职业期待的不平等、事业发展中职场天花板的不平等以及家庭责任中性别分工的不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陈靖远
金柚网董事沈洁女士认为，本书通俗易懂，陈列了众多实证数据，呈现出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融合自身经历，沈洁女士提到她大学毕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90年代，当时的女性职业选择仍然受到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更加倾向于行政、财务等稳定的工作岗位。因此，要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必须首先从社会整体观念的转变着手。同时，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在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合理分担生育和养育成本，也影响着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实现。
此外，沈洁女士强调，女性对家庭的付出至少应当在观念和情感层面得到社会和家庭成员的重视与认可。无论是子女照顾，还是对父母的照护，往往都是由母亲或者女儿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但这些责任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金柚网董事 沈洁
郑爱青副教授认为，作者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在效益最大化的视野下探究不同时代女性职业与家庭选择不同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则应立足于社会法的视野，结合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求索法律能为就业性别平等提供何种制度供给。事实上，以法国为例，虽然西欧社会多年来在社会政策和立法层面不断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但男女平均工资差距仍有约10%。因受生育导致职业中断的影响，女性领取退休金的平均年龄亦大于男性。
由此可见，如何实现就业性别平等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此，社会法应当为消除性别不平等作出贡献，如推动在社区附近设置足够的托儿所，或为营运托儿所的社会组织提供补贴。值得一提的是，家务劳动的价值已开始在离婚诉讼中被纳入裁判考虑因素，过时的社会观念也正在发生良性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郑爱青
金柚网法务总监薛蓓蓓指出，十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仍充斥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女性及其家庭应该为生育承担所有成本吗？一方面，生育确实为家庭中男女双方的个人自由选择，公权力未有介入干预；另一方面，女性应根据自己的人生追求进行决策，从本书之名——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维持折中平衡。上述种种认知都使得家庭外部的育儿保障措施在当时发展缓慢。
她认为，本书的论述似乎建构起家庭分工和性别平等的对抗式关系，但具体家庭分工模式亦涉及女性在家庭内部自主的付出、互动行为。例如在很多家庭中，子女在一些阶段对母亲的依赖可能多于对父亲，母亲相比父亲可能对子女有更多照料，这本身也基于自然偏好，通常不会从收益与回报的角度做量化的计算与比较。
丁雯雯助理教授认为，作为第三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作者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界对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因为据有经济学界主导地位的学者以男性居多，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一些男性作为劳动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而忽略了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困境。同时，她指出，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为社会法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
第一，法经济学促进了社会法学者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如作者以计量经济学推论出就业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家庭的不公平分工以及工作时间的“贪婪”，所以用人单位应该求索更灵活的工作方式，避免劳动者追求超长工时；
第二，法学家制定法律规范是针对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构想立法对策，而法经济学则为我们揭示行动者或将如何作出反应，可能产生何种社会效果，让我们在研究立法之际就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多推演一步。
此外，由于本书的结论立足于美国的本土社会发展，我国不能直接挪用相应政策建议，但可以通过分析其理论框架，探究我国目前较接近本书论述的哪个阶段，据此提出恰当的社会法调整方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 丁雯雯
当然，也必须看到，我国女性职业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就业歧视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制度上缺乏妥善的救济途径。此外，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更强，隔代照料成为普遍现象，祖父母、外祖父母高度参与孙辈的照顾任务，由此缓和了家庭分工上的夫妻不平等。因此，未来我们的研究要立足于我国的制度背景、社会现实乃至文化传统，为推进性别平等和促进生育支持提供社会法的因应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林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