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前，带着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报负，一批批学子远离家乡踏上了西方求学路。新中国成立后，学有所成的他们冲破了西方的重重阻碍，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在贫瘠的戈壁荒漠、寂寞的汪洋大海中隐姓埋名做科研，成就了一个个国之重器，肩并肩撑起了新中国发展的一片天，成为中国之脊梁。
郭永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中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郭永怀于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1940年，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后又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钱学森和郭永怀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两人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同门师兄威廉·西尔斯教授的邀请下，郭永怀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
1955年，钱学森回到了国内后，不断致信给郭永怀，邀请他回归。而郭永怀也是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祖国。不过美国政府却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千方百计制造各种障碍，阻止郭永怀回国。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郭永怀毅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国不到半年，在钱学森的举荐下，1957年，郭永怀先生开始介入“两弹”的研究。那个时候,一些中国科学家突然从国际科学界神秘消失,他们响应国家号召，隐姓埋名,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当中，郭永怀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甚至一开始连夫人李佩先生也不知晓。
在郭永怀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的导弹及核武器研究取得了飞跃式发展。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飞机从青海基地飞往北京，可就在飞机即将降落时却发生了空难。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了一起，当大家将两人分开时才发现，原来在他们胸前，那只装有氢弹资料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安然无恙。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王承书，诺贝尔级的中国第一女物理学家，气体动力学家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第一个发现求解玻尔兹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论，提出适用于多原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
1912年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6年获该校研究院硕士学位，1941年留学美国。留美期间，王承书与其导师G.E。乌伦贝克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在稀薄气体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王承书对气体分子动理论所作的大量研究结果，特别是她与乌伦贝克提出的处理多原子分子气体输运系数的王承书 -乌伦贝克方程 ，以及她对麦克斯韦气体的线性化玻尔兹曼方程碰撞算子本征值与本征函数的结果 ，已经成为现代动理学理论的经典内容。
回国后，王承书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正是在王承书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王承书还担任总设计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浓缩铀扩散机。
“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我愿意！”
在后来小学课文《隐姓埋名三十年》一文中，就有描写王承书参加原子弹工程的经过。“1961年春季的一天，国家二机部副部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把年近五十的女科学家王承书请到自己办公室，神情庄重地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我愿意！’王承书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三个字，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虽然已经写入课本，但其知名度也没有其他专家高，这也与其长期从事核武机密工作，长期隐姓埋名有直接关系。
从此，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就从国际、国内的物理学术舞台上消失了。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她率领攻关组，在大西北的气体扩散厂（504厂），投入到高浓缩铀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中。其中，王承书负责的是最为核心的净化级联理论研究。为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王承书一直隐姓埋名到去世。直到逝世前，人们才在报纸上读到她的业绩，知道她的名字。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她的逝世是我国核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
王淦昌，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出生于江苏常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930年，王淦昌考取官费留学生，远渡重洋，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33年底，年仅26岁的王淦昌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不少德国科学家劝他留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一定能让你大展宏图。战火中的中国，哪里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王淦昌却说：“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就是报效祖国。”1934年，王淦昌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这位年轻的“娃娃教授”，培养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一批高徒。
1960年12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和时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王汝昌请到办公室：“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间，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如何？”略一沉吟，王淦昌坚定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3天后，他放下自己回国后已经开始研究的理论物理研究课题，告别家中老小，孤身一人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从此，在世界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王淦昌仿佛凭空消失了。
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通信地址变成了神秘的信箱代号；他放弃了功成名就的基本粒子研究，改做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应用研究；他从此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从不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1976年11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迄今最大当量（5百万吨）核试验。1978年，王淦昌终于调回北京，担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熟悉他的人们才第一次知道，核武器研究基地那个沉默寡言的“王京”研究员，就是鼎鼎大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大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然而，金灿灿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已不能别在王淦昌先生襟前。199812月10日，先生溘然长逝……
英雄埋名十七年，以身许国一辈子。
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广东汕尾人，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19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
1926年3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区田墘镇 。1945年7月，黄旭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开始毅然追寻“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梦想。
自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黄旭华30年间隐姓埋名。只用了十年，黄旭华和同事们就成功了。1970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第一艘核潜艇——091型攻击核潜艇下水，4年后的建军节，它被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服役。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62岁的黄旭华当即决定一同下潜。至此，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从接收研发核潜艇任务伊始，黄旭华坚守组织的要求，不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从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海丰探望双亲，连通讯地址也没敢告诉家里人，就连父亲和二哥去世，也没能回来奔丧。家里人包括母亲都颇有怨言。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一时轰动全国。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文章中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这句话让母亲坚定地相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她的三儿子。读着读着，母亲嘴唇哆嗦起来，她没想到，30年人间蒸发、被弟弟妹妹谴责“不要家”的“不孝之子”，竟在为国家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8年，95岁的母亲与儿子终于相见，30年后再相见，62岁黄旭华已双鬓染白发。正是“离家正壮年，归来已花甲。”
1994年，因其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已至耄耋之年的他，至今也还没退休。他仍旧坚持周一至周五每天工作半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他评价自己，还是喜欢隐姓埋名，做好工作。“我已经93岁了，还能做多久，就算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