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对美出口开始激增。
许多东盟产品在美国面临的税率低于同类中国商品。东盟似乎已成为中国之外的默认选择。中国制造商纷纷在该地区设厂，中国已成为该地区最大贸易伙伴。该地区对中国的资本、技术和零部件依赖日益加深。
越南和菲律宾已投资更复杂的电子产品和服务领域。马来西亚和泰国发展轨迹趋于平缓，而印尼和柬埔寨产业结构仍相对单一。若设计、模具及关键零部件仍需通过货柜或数字图像运抵，产量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力提升。倘若未来中美协议缩小关税差或扩大产品线豁免范围，当前迁入的大部分产能——尤其是在流动性强、利润率低的领域——原则上将迅速撤离。
设计、尖端零部件、关键软件及客户关系往往集中在中国、美国或欧洲，东盟国家则承担最终组装和劳动密集型工序。在许多制造业价值链中，服务环节贡献了约半数总增加值。利润正向掌控数据、平台及决策权的一方转移。
在这方面，东盟的底牌远比“亚洲工厂”的标签所暗示的更为丰富。
该地区数字经济到2030年有望达到数千亿美元规模，而围绕《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定》的场景分析表明，若全面落实该协定，其规模或将突破2万亿美元。
槟城-西贡港、新加坡港和巴生港等枢纽承接亚美、亚欧干线运输，既是区域货物的集散中心，也是通往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通道的支线枢纽。关键在于支撑这些服务的智能调度系统——包括排程软件、订舱平台和贸易融资引擎——能否逐步向东盟转移。
帕拉格·卡纳在《连接论》中提出，以城市和供应链为关键节点的“竞争性互联”构成了本世纪真正的军备竞赛。
若缺乏对教育、技能和健康的持续投入，东盟恐将错失人口红利。新加坡、槟城等城市已发展为工程设计、芯片研发和区域控制中心枢纽，而其他城市仍停留在低技能制造业和非正规服务业阶段。我们或许将目睹全球互联的高技能高薪区域，被低生产力低薪酬的广阔地带所包围。
在适应能力有限的严峻变暖情景下，到本世纪中叶，东盟集体GDP可能萎缩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因为洪水、高温、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将危及港口设施并扰乱城市运转。然而，这为那些兼具韧性基础设施、可信脱碳计划以及高效贸易和数字互联互通的地区创造了机遇——全球资本与品牌正寻求能够抵御气候冲击和关税冲击的平台。
东盟可借助外商直接投资，支持培养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物流专家和网络安全专业人才的教育体系。该地区应为引入研发、数字平台和绿色基础设施等高附加值功能的企业提供配套激励措施。
东盟有望成为商品、数据和资本的协调者，不仅为“亚洲工厂”书写新篇章，更将为其数字化和绿色升级制定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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