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学者精彩观点撷英（三）

主张通过证明富有成效的跨文化学习超越文明之间不可通约性、二分法思维和歧视性比较的陷阱，一个进一步的长处是——就像“好的生活”这一概念中所体现的那样——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量度，且因此作为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试金石，它规定了人类福祉和繁荣的理想。

在描绘其构成性特征之后，他从古典东西方哲学中汲取了核心洞见，来阐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话如何能够引发关于过一种好的生活是什么的扩展性理解，从而为在一个紧密互联的全球化世界中学习人之为人提供一种有效激励。

“如果一个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那么，这个想法也值得清晰地言说；而且，如果这个想法被清晰地言说了，那么，它会让其他人的思维更加清晰”，就此他提出了检验多语言翻译之清晰度的“传话游戏”概念，其意图是：如果将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过程看做一场“传话游戏”，那么只要这一过程能够成功完成，传递的信息能够被对方理解，那么清晰度就可以令人满意。

进而，Beaney教授以对中国哲学重要概念“道”的翻译为例，阐释了清晰的哲学翻译的重要意义和其困难，在他看来，儒家哲学的一个理念似乎能够最好说明如何进行准确、贴切的翻译：“你对某事越了解，你越能用自己的话进行阐释，并传授给他人”。而毫无疑问的是，巧妙而合理的翻译将会助力跨文化交流

《早期儒学关于美好生活的伦理范式》

旨在基于早期儒家文本而建构一种儒家特有的美好生活范式。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范式，谈论美德和智慧如何在生活的“乐”中汇聚，财富和友谊在美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且说明了“乐”如何来自于美德和智慧，却能够充分利用后者。

“若自由，则因你是生产者”

藉由“文件媒体革命”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回应了马克思所谓“商品之谜”的谜底：商品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并进一步指出，虽然时至今日，这一点早已绝非神秘，但在今天的时代中，我们其实是制造商品（文件）的无偿的劳动力，而这也是人们未尝认识到的。

在今天，文件相对资本而言具有的更强的价值和力量，诸如民粹主义运动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和文件一样，都是“活动化”的产物。在实践向度上，“活动化”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就是劳动，而其在财富中产量的有效性也需要得到认可。因此，活动化薪资就格外需要落实，企业的利润也要进行重新分配——而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就是发现被活动者和企业的直接联系。

“从美德到幸福：新柏拉图主义的转变”

考察并梳理自柏拉图以降至于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对于美德和幸福的理解；说明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美德和幸福关系另外的考量：在普罗提诺，幸福的终极目标是与神相似；理论知识对于实践美德享有绝对的有限性，实践美德不再被视为实现幸福的手段甚至是实现幸福的组成部分，而只是真正幸福的伴随物或者附属状态。

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的自主性，换言之，只有一个人完全自由地追求属于其存在最深处的永恒真理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而这一特质也是人之所以能够分有神的神圣永恒至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