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幸随同广鉴研学团一行二十余人于2024年7月17日至7月26日前往昔日的安纳托利亚（希腊人称之为日升之地）、如今的土耳其研学。期间不仅观赏了奇异地貌、品味了丰富物产、凭吊了历史遗迹、领略了风土人情，而且在彼此的相处过程中见证了何为藏龙卧虎、经见了何为后生可畏、享受了何为守望相助、例证了何为同舟共济……
1923年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成立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境内不仅有名山大川——《圣经》中诺亚方舟所停住的亚拉腊山、奇山异石的格雷梅国家公园和横亘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有很多文化叠层。这些文化叠层从赫梯帝国文明、希-罗文明、Christianity文明到ysl文明一路堆叠而来，呈现出多元文明要素杂陈的样貌，非常值得一顾。
上
伊斯坦布尔揽胜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向上回溯的话依次史称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城。
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廷，公元前660年为希腊人所建。公元330年5月11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廷建立新都，因仿照七丘之城罗马而命名为新罗马。从1930年开始，伊斯坦布尔才正式成为该市的名称。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坦布尔”并非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称呼，而是古已有之的希腊人的称谓，即“进城”的意思；盖因其独一无二，普通名词“城“在古希腊移民的日常中变成了特指的专有名词。
停留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必看的建筑和文化瑰宝自然当属圣索菲亚大堂和蓝色清真寺。中文音译为“索菲亚”的希腊词语意为“智慧”，而人们孜孜以求的哲学的希腊原文（Φιλοσοφία）正是由“热爱”（Φιλο）和“智慧”（σοφία）两部分连缀而成的，意为“爱智”。在这点上，希腊文的“哲学”与中文从口从心的“哲”或“悊”是相通的，都是需要智慧才能明断口中之言和心中之思，而哲写作“喆”和“嚞” 更是道出了爱智慧方可得到天人合一（双吉）和天地人三界和谐（三吉）佳境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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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圣索菲亚大堂这里的“智慧”并非人的智慧，而是指神的智慧本身，即“圣智“，也就是Christianity所说的道成肉身的”道“；显然圣索菲亚大堂是献给Jesus Christ的，而与任何名为索菲亚的人无关。至于大堂现有的形制，则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32年在前两座教堂的基础上兴建的第三所教堂（537年落成）所初步确立起来的，后经公元6世纪中期和历代的几次大修得以保持至今。
圣索菲亚大堂命运多舛。她不仅作为东派教会君士坦丁堡都主教区的主教座堂几经毁坏和修复，而且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的这座东正教教堂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一度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堂（1204-1261）。及至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6月1日旋即被改成清真大寺使用。现代土耳其在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之后，实行了去哈里发制度的世俗法令，圣索菲亚大堂于1925年被确立为博物馆。但世事无常，2021年土耳其通过法律又恢复了圣索菲亚大堂的清真寺功能。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恰逢Islam周五的主麻日，登上位于圣索菲亚大堂与蓝色清真寺之间的“七丘“餐馆的顶楼阳台，诵经声悠扬，海鸥们翱翔，别有一番风情。
恰恰因为圣索菲亚大堂重新恢复清真寺功能这一改变，我们这次无法进入只是保留给Muslim的大堂一层，只能到容让给游客的二层眺望大堂。大堂后殿穹顶上有教堂内现存最古老的镶嵌画“圣母子像”，它完成于公元867年，据认为是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结束后的第一幅镶嵌画。尽管人们还可以透过起遮挡作用的白色幕条依稀看到后殿穹顶上的圣母子像，在坚持宗教场所“无形象“原则的ysl奥斯曼帝国，圣索菲亚大堂的圣母子像和二楼的其他一些圣像得以保全至今实属难能可贵。
与圣索菲亚大堂容留了圣像画形成对照的是，具有六个宣礼塔的蓝色清真寺尽管是仿造圣索菲亚大堂而来，则新建的清真寺没有任何形象，除了在土耳其地位如景德镇景泰蓝的伊兹尼克蓝色瓷砖镶嵌出一些植物花纹之外，主要装饰就是取自《古兰经》的各种书法体的阿拉伯书法。所以鉴赏清真寺主要看这样几个要素，植物花纹、阿拉伯书法、透窗光线（光代表安拉）、灯具和地毯等。原则上，男女Muslim都可以到清真寺礼拜，但鉴于女性Muslim的家庭角色较重，允许Muslim女性在家中礼拜。倘若女性Muslim到清真寺礼拜，通常遵守男女分开礼拜的原则，例如用屏风隔出特定区域等，这些在参访清真寺中都有例证。
顺便提一下，Islam进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在明清时期基本实现了中国化，其中在清真寺无形象方面也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中国传统建筑房脊等处会有灵兽雕塑，中国Muslim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贯穿了一种“远看似兽近观是花”的原则。
谈到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堂和蓝色清真寺自然不能不提它们所处的艾哈迈德广场，其上有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狄奥多西方尖碑和蛇柱。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前1514年～前1425年）在卢克索神庙树立了一对方尖碑，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1-450)最终把其中的一个移到了现在艾哈迈德广场上的位置（另一个被移到罗马），对此方尖碑底座的希腊铭文有所交代。
ysl艺术博物馆一侧的方尖碑象形文字：“统治者图特摩斯向阿蒙神宣誓并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为他的父亲阿蒙拉神做了这项工作”。针织柱一侧的象形文字颂扬太阳神的儿子图特摩斯征战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丰功伟绩。德国喷泉一侧的象形文字：“图特摩斯向阿蒙拉发誓，并决心以荷鲁斯赋予的力量和力量将他的国家的边界带到美索不达米亚。” 蓝色清真寺一侧的象形文字表明图特摩斯在太阳神等众神的庇佑下征服了所有的海洋和河流，在他统治的第三十个节日年，他为未来许多次的节日建造并竖立了这根柱子。
为了美化新首都的形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特别是狄奥多西大帝，将来自帝国各地的艺术品，运到君士坦丁堡。在赛马场的中央，是来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普拉提亚三脚祭坛，现在称为蛇柱。这座祭坛兴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为了庆祝希腊人在波斯战争的普拉提亚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其顶端是由三个蛇头支持的金碗。君士坦丁下令将其从德尔斐移到君士坦丁堡赛马场中间。在第四次十字军期间，金碗被破坏或被盗。至于蛇头，迟至17世纪末才被破坏。在土耳其征服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它们仍然存在，因为许多奥斯曼绘画都描绘了这些蛇头。部分蛇头已被复原，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出。今天，德尔斐三脚祭坛仅剩的就是它的下部，称为“蛇柱”。
游览伊斯坦布尔期间还参访了托普卡帕宫老皇宫和多玛巴切新皇宫。尽管意为“填海而造的花园”的新皇宫出门即见美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笔者看来，新皇宫除了呈现出奥斯曼帝国晚期西化的努力在建筑上的表征之外，特别是除了辉煌的两千平方米的大厅、两百平方米的地毯和几十米的穹顶挂下的水晶大吊灯之外，相较于凡尔赛宫等西方类似皇宫可以说缺乏特色、乏善可陈。而老皇宫则不然，独具特色，文物丰富，特别是历代皇家的服饰大多由中国丝绸制成，对于研究中国丝绸的历史与外传历史都有其不可多得的价值。至于那些瓷器珍品更是难得的珍宝，同样可以说，倘若不研究这些馆藏瓷器，中国瓷器研究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参观过程中不仅发现很多带有Christianity十字架的基石和柱座，说明宫殿当年的建设很可能把某些Christianity教堂当作了石材来源，而且了解到奥斯曼后宫文化的一些特别之处。例如，他们或许没有中国宫廷中去势的后宫文化，但是为达到帝王清洁后宫的目的，使用的男性侍从都是黑人，其中自然蕴含黑白分明的奥秘。
就非Muslim而言，老皇宫的“圣物馆”更是不可多得的珍罕。其中有ysl先知穆罕默德的脚印，以及一颗牙齿和一根胡须，这对全世界Muslim而言是绝对的圣物。
倘若这些圣物的真假无法置评的话，圣物馆所收藏的Islam所认定的真主的房屋克尔白即“天房”上所替换下来的门、锁等则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陈放展厅一角的、也是被替换下来的天房也门角的“玄石”金箍（因为玄石已裂）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这么说，这是世界上的非Muslim所能亲眼看到和亲自接近的最为神圣的ysl圣物，因为ysl最为神圣的圣城麦加自公元620年开始就向非Muslim关上了大门，自那以来非Muslim不再允许进入麦加，所以非Muslim也不可能在那亲眼目睹克尔白天房及其上面的神圣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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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细亚怀古
离开博斯普鲁斯（希腊语意为“牛渡”）海峡两岸的伊斯坦布尔之后，团队乘飞机移步到历史上所称的卡帕多细亚（希腊语意为骏马良乡）地区。团员们在安卡拉攀登，在以弗所漫步，在伊斯米尔踏浪，在哈图沙古城凭吊，在格雷梅红谷追日……不仅留下了倩影美图，也生发出怀古之幽情……
卡帕多西亚地区很早就与Christianity接触,我们首先所到的以弗所和伊斯米尔（《圣经》中的士每拿，士每拿意为“没药”）是《圣经·启示录》中七教会中的两个。原始Christianity在耶路撒冷诞生之后，随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Jesus Christ的门徒开始传教，特别是“外邦使徒”圣保罗做出了无与匹敌的贡献。Christianity从耶路撒冷向北传到加利利地区，然后传道小亚细亚地区（安纳托利亚即现土耳其），特别是使徒保罗等建立了七个教会，成为原始Christianity的七点星火。而这个过程以否定百乳女神——阿忒弥斯（《圣经》译为亚底米）——这一女神崇拜为重心，通过保罗在以弗所三年的努力，Christianity得以传播开来。与其同时，Christianity也经历了某种“借壳上市”的过程，即把圣母马利亚打造成替代阿特弥斯真正的圣母的过程。
卡帕多细亚最早的文化底层之一是赫梯帝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将赫梯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古王国（公元前 1650-1450 年）、中王国（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1380 年）和新王国或帝国时期（公元前 1380-1200 年）。历史上大约公元前2000年赫梯人走上历史舞台，并且迅速成为可以对抗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大国，《圣经·旧约》中多处提到以色列人先祖生活中的赫梯人，可见其在古代分布之广。我们从贸易物品、合同和他们信件的泥板中得知，他们与迈锡尼、特洛伊和埃及王朝有过接触。
哈图沙一直待到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神秘衰落（据推测应该与特洛伊战争相关）。团员们在这次活动中凭吊了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古城遗址，诺大的废墟上不时看到悠然食草的马群——是真正意义上的马放南山了，遥想当年与埃及拉美西斯大帝争霸的盛况，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哈图沙古城遗址于公元 1834 年 7 月 28 日由查尔斯·特西尔 （Charles Texier） 发现，但在公元 1893 年至 1894 年，在欧内斯特·尚特雷 （Ernest Chantre） 的指导下，哈图萨的第一次系统发掘才开始，他出版了哈图萨的第一块楔形文字石板。自公元1907年以来，考古工作一直由德国考古研究所进行。这座城市由两个独立的地区组成：下城——赫梯老城区，主庙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城——城市的一个较新的部分，有一个被巨大城墙包围的坚固宫殿建筑群。该遗址还拥有许多象形文字铭文，带有所谓的“卢维”文字的痕迹。
今天哈图萨最经久不衰的谜团之一是号称“千神之国”的赫梯帝国首都大神庙的绿色奇石，迄今其来源仍然不明，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它被认为是由软玉或蛇纹石制成的。这种石头需要大量维护的事实使它们成为神庙建筑的不寻常选择，证明了神庙的文化重要性。当地人相信这块石头会实现愿望，但考古学家仍未证实其实际用途。就宗教学的一般常理推断，这块石头应该是大神庙的神石，反映了赫梯人曾有的石头崇拜的现象，就像Islam之前克尔白天房也门角的“玄石”一样。
赫梯帝国凭吊中不得不提的是哈图沙城外不远处的摩崖石刻圣所，其中一些精美浮雕可追溯到公元前 13 世纪。据研究，摩崖石刻万神殿圣所（Yazılıkaya ）是赫梯人每年春天庆祝新年到来的地方。该圣殿由两个摩崖石刻部分构成，后来被考古学家标记为 A 区和 B 区。每个区的墙壁上都覆盖着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赫梯浮雕艺术样本。它们以众神和女神以及伟大的国王图达利亚四世（约公元前 1237 年至公元前 1209 年）的形象为特色。总共有 83 幅摩崖石刻图像构成，66 幅在 A区 ，17 幅在 B区。
A区最为重要的摩崖浮雕是天神（Teshub）和地母（Hepatu）及其子女的组雕。天神站在两座被神化的山上（形象为两个男人），地母站在大黑豹的背上，地母身后的儿子站在小黑豹背上，两个女儿站在一只双头鹰上。据认为，这个组雕反映了赫梯人的宇宙观和君权神授的思想。简言之，就是天地合，万物生，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一点结合B区的浮雕来看更加明显。
B中浮雕显示了萨鲁玛神（戴着高帽，天神与地母之子）拥抱国王图达利亚斯四世（约公元前 1237 年至公元前 1209 年），他的头部严重受损，几乎看不见了。神的左臂搭在国王的肩膀上，同时握住国王的右手腕。神穿着一件短外衣，穿着尖头鞋。国王穿着一件长外套，拿着一把剑和一把利图。
萨鲁玛神（戴着高帽）拥抱国王图达利亚斯四世壁龛的左边是B左浮雕，这是一把大剑，剑柄由四只狮子组成：两只指向剑刃，上面有一对分别面向左右的狮子。剑柄头是神头的形状，可能是剑神和冥界之神尼加尔（Nergal）。B右浮雕（西墙，公元前13世纪）刻画了赫梯宗教冥界十二神。他们穿着短衬衫，腰带和鞋子蜷缩在脚趾处。他们每个人都肩上扛着一把新月形的剑，头上戴着有角的尖头帽子，表明他们是神灵。
但就有关神灵的刻画和叙事而言，卡帕多细亚之行的宗教艺术翘楚当属格雷梅露天博物馆的洞窟教堂。就像那些洞窟艺术作品一样，在格雷梅我们也住进了洞穴旅馆，据说在感到别致之外，不少团员都经历了洞顶落沙的洗礼。
由于同室的李总把带幔子的大床让给了我，所以笔者得以免遭了沙粒的骚扰，不过经李总提醒的确也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屋外叽叽喳喳的鸟巢。在格雷梅的日子，团员们度过了丰富多彩的时光，有飘热气球，也有民俗舞欣赏，有爱谷远眺，也有红谷追日，乐此不疲，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最值得一书的还是洞穴教堂。
在前Christianity罗马时代，格雷梅山谷是一个拥有岩石雕刻坟墓的墓地。随着罗马帝国的Christianity化，墓地变得具有Christianity性质。
然后，在800 年代左右，僧侣们在该地区建立了小型寺院，以追求沉思的生活。一旦格雷梅山谷（Göreme Valley）到处都是僧侣和隐士，信徒就会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拜访僧侣，接受祈祷，或观看圣物。朝圣者的涌入增强了该地区的神圣声誉。反过来，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想在这里建造纪念教堂或修道院。因此，神圣的葬礼、僧侣生活和精神朝圣这三种动机相辅相成。由于这些原因，格雷梅谷是卡帕多西亚Christian church最集中的地区。
概括而言，格雷梅露天博物馆洞窟教堂的主题有三：传道（圣经叙事与三位一体）、崇武（反复出现的圣乔治与圣西奥多）和尚文（反复出现的教父大巴西流与文圣徒）。
历史上将马利亚描绘成一个年轻虔诚的犹太妇女。在与约瑟订婚时，上帝拣选并祝福她生下了以色列的弥赛亚Jesus Christ。Jesus出生后，马利亚出现在耶稣的事工和早期教会中。
到了中世纪，当卡帕多西亚洞穴教堂建成时，马利亚处于东正教的核心部分。她是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保护者，经常出现在圣像中，这首先是因为她的纯洁是后来拜占庭修女的榜样第二，其次是因为她神圣的身体复制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的居所。在卡帕多西亚洞窟教堂的圣像画中，马利亚的形象分为三大类——Jesus诞生/婴儿时期的场景、生平的场景、婴儿献殿场景的图像。马利亚通常具有宁静和皇家的外表。她面朝前方，站直，戴着头巾。壁画将马利亚标记为“Ō THEOTOKOS”（上帝承载者）或“M̄P̄θ̄Ū”（上帝之母）。这些头衔表达了对马利亚的崇敬，但也肯定了她儿子的神性。
公元30年，耶路撒冷的罗马官员将Jesus定罪，并判处他被钉十字架致死。在被嘲笑和鞭打之后，Jesus在逾越节星期五被钉在耶路撒冷郊外的一座山上。几个小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朋友和家人将他的尸体移走埋葬。在Christianity神学中，这个历史事件是历史的转折点，是上帝的救恩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十字架是Christianity的主要象征。Jesus Christ被钉十字架的象征表达了教义心——Jesus Christ的死摧毁了死亡本身，给人类带来了生命。
卡帕多西亚的洞穴教堂有许多彩绘和雕刻的十字架，因为这是拜占庭建筑的常见元素。在卡帕多西亚教堂中，十字架以多种形式和背景出现。十字架可以用岩石雕刻或涂上颜色。十字架可以用简单的线条直接画在岩石上，也可以在石膏上涂上华丽的颜色。十字架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与一个人一起出现。十字架出现在Jesus Christ的光环中，出现在教父的衣领上，出现在殉道者的手中。
体现尚武主题的武圣徒圣像是卡帕多西亚圣像学中的常见元素。学者们推测，卡帕多西亚Christian之所以尊敬军事圣徒，是因为该地区是边境地区。卡帕多西亚远离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军队，总是容易受到来自波斯和/或阿拉伯的入侵和袭击。但是，除了用于物理保护的魔法护身符之外，军事圣徒的偶像也是神学宣言。他们是真正的战士，他们为上帝与邪恶争战。他们不是罗马的士兵，而是继续Jesus胜利的殉道者军队。通过他们的死，这些“属灵的士兵”见证了Jesus战胜死亡。因此，后来的拜占庭僧侣试图作见证来模仿他们。
本次研学的收尾还是在伊斯坦布尔。从卡帕多细亚地区重回伊斯坦布尔的晚上，到街上寻找美食，最终找到了一家较大的土耳其餐厅。对团队一行人而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能够喝到酒。经典中是明确禁酒的。
尽管土耳其95%以上的国民都是Muslim，但是1925年废除哈里发制度而实行世俗法律后，ysl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对于是否可以喝酒也是如此。经过和店主协商，尽管他们不提供酒水，但是默许我们可以外买悄悄带进来。所以就经历了与广义院长和北京的赵总夜晚寻酒的难忘经历，经过曲折终于以“意大利咖啡”的名义用“纸杯”喝到了黑牌威士忌。
告别土耳其的那天，团队进行了交流，晚上在窗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家五星级“高级”餐厅用餐。夜色温柔，和风吹拂，星火会意，静谧而美好……
本文作者：王新生（复旦大学宗教学教授）
原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