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春节前几天。当时我是四川彭州成都师专的一名学生，每月只有国家给的几十元津贴，但已经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了。我的妻子在老家四川新津县的幼儿园里当老师，每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那个春节我们只剩下了两块多钱，原来打算是买点素菜就过年的。但是儿子吵着要吃肉，妻子不忍心，就让我买了一只鹅。鹅是农民自己拿到县城里来卖的，很便宜，好坏也是肉食。于是我就在赶场的时候买了一只。
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妻子单位分给我们的平房。鹅刚买回家的时候，我把它放在院子中的水池里。可是4岁的儿子看鹅在水池里一个劲儿地直叫唤，一定要让我把它放出来和它玩。我依了他，可是小家伙玩了一会儿就把鹅给忘了。等我们再出来的时候，发现鹅不在了。
我不想怪孩子。爱玩和想吃肉都是孩子的天性，难道我这一点要求都不能满足他？但是买鹅已经把我们的两块钱花去了一块多。丢了过年就真吃不上肉了。
于是我和妻子分头去找那只“该死”的鹅。
可是哪里找得到！我们住的县城并不大，总共也只有一条街。走一遍也花不了半个小时，我们找了整整两个小时都没找到。回到家里，三个人都低头不作声。
那时候真是穷啊。这种贫穷感，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没有与我分开过。
如果论入党时间，我父亲可以算一个老革命，他是在抗战时期党的老党员，也是个老知识分子。但在“一二九”运动以后，迫于生计，他回到了家乡，与党组织断了联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一个县里当地政科长。我们家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妹妹，我父母分别以“言行美好红”给我们取名，我大哥叫刘永言、我是老二叫刘永行、三弟是刘永美、四弟和五妹分别是刘永好和刘永红。家里穷到养不起这么多人，我生下来没有多久，家里就把我送给了一个绸缎商人作养子。但是3个月以后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我在他们家把腿摔坏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家里就把我三弟刘永美送给一户姓陈的人家抱养了，所以他现在的名字叫陈育新。
（左起）第一排：刘永言 第二排：刘永行母亲 刘永行父亲
三排：刘永红 刘永行 陈育新 刘永好
在文革中，我三弟（陈育新）和四弟（刘永好）都下了乡，只有我，因为小时候腿受过伤，留在了新津县城。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去了一家镇办企业里修无线电。在很长时间内，挣的钱连自己吃饭都难以保障。
在早年的记忆中，惟一使我感到快乐的是无线电。
那时候能够装个收音机可是件时髦的事，也是当时为数不多可以不凭出身能够展示自己才华的事。而我的父亲原来就是个知识分子，也鼓励我们热爱科学。我们家惟一不吝啬花钱就是给我们买书。从书里我们可以与所有的孩子一样学知识。
（左起）陈育新（三弟） 刘永行
刘永好（四弟） 刘永言（大哥）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大哥刘永言就会装矿石收音机。那时候，能够听到一个盒子里发出声音来可真是件稀奇事。很快他又学会了修理各式各样的电器，在我心里，他可是个大能人。所以在当年中央电视台评选我为“十大经济人物”时，有一个问题问我最崇敬什么人，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我大哥（刘永言）的名字。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小孩一起去看电影，看到那个放映机正是我大哥曾经拿回来修理过的那种，高兴得连电影都不想看了，对着那个电影机直叫：“这东西我大哥能修的！”
在大哥的影响下，我和四弟刘永好也迷上了无线电。装了矿石收音机，又装了来复式收音机。一天到晚都沉浸在无线电的世界里，与街上的小孩玩的时间都很少。这个爱好对我的一生影响不小，一直到创办“希望”以前，它甚至一直是我谋生的最重要手段。
刘永行早年维修电器照片
我特别感激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样贫困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坚持让我们学完了能受的所有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小学都是在母亲的学校里上的，他们还把大哥送到成都的姨妈家里去上中学。我和四弟（刘永好）、五妹（刘永红）上到高中毕业，三弟（陈育新）则上到初中毕业。
我小时候因为从凳子上摔下来，腿受了伤，当时又没钱治，所以以后走路一直有问题。到高中毕业以后，就只好在当时的镇办企业里工作，还是靠对无线电的爱好，所以我的工作在那几年里一直是明确的，修理电器。
新津就在四川省会成都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双流县，但是新津在经济上比双流可就要差得多了。县城工人和乡下农民手里的电器也无非就是个收音机什么的，修多了我就成了老师傅了。因为我修收音机修得快而准，有很多人指着名要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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