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与会专家谈到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风险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范志勇：需警惕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
针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机构都给出了较乐观的预测，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表示，中国需要关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欧等国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范志勇表示，由于美国和欧洲等国非常强劲的刺激计划，全球无论是大宗商品还是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都出现了非常快的上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一方面对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美国等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和收缩时，金融泡沫可能会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冲击，特别是像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可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范志勇同时表示，随着疫情不断加剧，美联储扩张的货币政策重来，到4月份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是7.84万亿美元，处在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高的情况。美国的大规模纾困计划，短期内对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非常强劲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赤字、资产泡沫和全球流动性过剩，后续消化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祝宝良：中国经济驶入复苏通道，但短期要做好风险管理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驶入复苏的轨道，但短期内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和不确定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风险管控。
他指出，从短期看，要关注当前中美博弈关系以及美国如果在未来两三年强劲复苏，可能会带给我国的影响。短期还面临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资本外流、全球产业链重构、高技术产品和零部件断供等的影响。
此外，祝宝良认为，国内经济复苏的并不平衡，主要反映在大量中小微企业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恢复还面临企业和居民杠杆率高、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等问题。还要关注国内潜在的一些风险，如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一些高耗能行业的国企经营压力，防范输入型通胀叠加国内碳达峰引起的高耗能行业价格上涨预期。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表示，尽管一季度与去年同比是快速的增长，但还是在衰退线以下，并没有改变长期经济趋势。长期来看，中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他表示，去年三季度以来，经济复苏的态势很清楚，出口增长非常快，投资恢复得也不错，但是消费是一个短板，如果不考虑疫情冲击导致的基数效应，从2010年三月份到2020年三月份就是趋势性下滑的过程。在中国的总需求结构中，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所谓的投资率是43%，过于依赖投资。
他指出，2019年以来的双循环，中国还是对外循环依赖比较大，内循环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太低。消费低源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下降。因此，从长期增长角度来看，需要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通货膨胀在全球是非均质的分布，中国面临冲击。他同时表示，中国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层面的发力来对冲通胀的影响。
刘煜辉指出，今天基本经济结构的秩序还是美元信用本位，全球铸币权的核心从价值的角度理解就是铸币的权利。因为美国有铸币权，他们加美元，中国加通胀，这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全球秩序所造成的。因为产业链分工，重弩共主要集中在生产端，在整个经济的四个循环环境中中国在生产端，资源端和要素端基本都甩在国外，所以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薅羊毛结构，就是一个分配的结构，铸币权在它的手里，它主导分配的权利，目前来讲中国面对的宏观就是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的斗争。
面对上述压力，中国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安排。他表示，第一是中国的决策要保持自信稳定，从而驱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第二个短期要非常注重降低政策的摩擦成本，有些政策的出发点确实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到在具体执行中也看到体制中间出现的一些变异。第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冲击美国信用本位的体系。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表示，从政策的角度和大的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新冠肺炎疫情会带来不可阻挡的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丁安华认为，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进程似乎是加快了。特别是疫情下，中国产业链的稳定性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产业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中国的出口强劲的原因。
第二个趋势，他指出，疫情背景下，各个国家开始关注自己的产业链安全，不光中国独树一帜，美国和欧洲都关注了自己的产业链的安全性，特别是在受到大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这将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可能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以应对出口这条产业链在未来这段时间可以预期的变化，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三个趋势，丁安华表示，疫情导致了已经恶化的全球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各个国家采取大放水的背景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可以获得资产价格上升带来好处的富人和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劳动收入的阶层的差距在扩大，这个差距在疫情前已经很大了。他认为，未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都会朝左转，更加关注公平，更加关注通过劳动收入来获得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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