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我国数据要素化迈出的关键、坚实一步，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发展数字经济，核心就是在万物数字化、数据化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释放蕴藏在数据中的价值。数据的开发和应用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数据价值的发挥依赖于多源（元）数据的融合碰撞和数据的共享流通，数据只有动起来、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发挥作用。而数据在其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上又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只有充分发挥各环节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全面保障各环节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方能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形成健康的数字经济生态。

当前，数据要素化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尚处探索阶段。一方面，数据相比传统的生产要素，具有独有的特征，如获得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或非独占性）、价值的非耗竭性、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由于这些特殊性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涉及产权、流通、共享、定价、使用、获益、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不仅存在制度障碍，还缺少有效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化是将数据确立为重要生产要素，并通过各类手段让其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又可分为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资源化，即认识数据的资源属性，这是数据价值释放的前提。当前，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已得到广泛共识；二是资产化，即在法律上确立数据的资产属性，这是要素价值得以保障的根本。作为资产，必然涉及产权，然而，数据的产权及其确权正是当前争议较大的议题，传统要素产权的经济实体性、产权可分离性和流动独立性，对数据要素而言并不完全适用，由于参与主体多，权属关系复杂，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难以有效解决数据的确权问题；三是资本化，即实现数据的资本属性，这是要素价值得以释放并创造新价值的途径。当前，数据的流通共享障碍重重，数据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无章可循，数据平台的虹吸效应、垄断行为带来税收侵蚀、收益失序等问题，有碍于数字经济生态的形成。显然，数据要素化不能因循既有制度体系，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探索。

在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等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近日印发的《意见》更是系统地、有针对性地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数据要素化明晰了制度指引，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加快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指导意义。

《意见》给出了数据基础制度的顶层框架设计，同时，对一些当前未决问题也留下了进一步创新探索的空间，如“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探索建立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机制与合作新途径”等。此外，《意见》也明确要“积极鼓励试验探索”“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鼓励支持先行先试，引导推动技术和产业应用创新，并建立创新容错机制。

总体看，《意见》的出台，为我国促进数据要素化的相关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发出了动员令。后续需要各部门、地方政府、行业联盟、企事业机构等在《意见》给出的指导和框架下，加大实践、创新和探索，为制度的建立健全添砖加瓦、贡献智慧、经验乃至教训。数据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尚在起步探索期，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制度体系构建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更需要留足创新探索空间。

▶ 来源|  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