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研究人员有责任寻找和解答新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只有继续巩固从前的研究工作，才能获得的资金支持和学术声誉。
比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进行艾滋病和肺结核的流行病学研究时，发现许多位于城市的感染者也患有其他非传染病，如高血压和肥胖症。但几乎没人研究这一现象出现的过程和原因，也没人研究针对这些疾病的完的预防和管理策略。为此她提议应该对这些课题进行研究，但没有收到同行评议者的积极回应。
本文的几位作者前不久作为“40岁以下的科学家团体”成员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论坛认为这一团体在“促进科学知识的整合，使其进入社会为公众利益服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中发现，尽管我们从事不同的学科，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取得的认同也不尽相同，但却面临着一些想同的难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让研究产生影响力，存在一个障碍。我们的研究经常会让我们遇到许多新问题，比我们最初的研究重点更具潜力，这一般是因为这些新研究方向包含了社会的复杂性。我们认识到，在这时转变研究方向可能会产生更重要的成果，但是研究资助政策和研究机构一直在阻碍这种转变。
只看过去
当审查人员对拨款和学术表现进行评估时，他们基本上就是考察特定领域内的过往绩效记录。年轻科学家的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因此他们的研究就很受限制，往往不敢探索新的领域。他们被警告说，探寻新理念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学术生涯。
这一问题并不新鲜。现任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长、结构生物学家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什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以前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曾经做过一份工作，研究资助完全由发表文章的数量决定。这迫使他必须去选择研究那些“安全”的渐进式问题。为了寻求更富开创性的研究（后来他因对核糖体结构的研究获诺贝尔奖），他来到另一家研究机构，在这里他可以研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而不用考虑能否发表论文。他曾表示，这个决定需要他离开原来的国家，获得的资助也大幅削减。
每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都有太多的研究人员做出理性选择，不去涉及自己核心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我们花了如此多的精力去求生存，结果有可能导致我们失去把自己的技能用于更广阔天地的动力，反而去追求确保成果 “产量”。
更直白的一个例子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心理学家伊娃·阿利西奇（Eva Alisic）。她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研究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儿童如何应对心理创伤的问题。目前，她所属的研究机构支持她的研究，但从传统上的职业方向来看，这项研究并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她对我们表示，为了完成现在这一系列研究，她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生涯。如果我们只有离开学术机构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那么在学术追求上恐怕就要做出一些妥协。
寻求自由
我们并不是说科学家应该浅尝辄止。转移研究重点的仍然需要坚定的决心，需要冒风险，但是现有的科研体制确实管得太紧了。允许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改变研究方向，有助于产生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研究。大脑可塑性理论和团队研究效率理论均支持这个结论。除了专业化之外，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研究经验也有助于新发现的诞生，有助于提升领导研究所必需的决策技能。
在一些地方，确实有一些针对中青年研究人员，促进高度创新项目的资助计划。比如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启动资金和巩固资金项目，以及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lars）的项目，该项目出资方包括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和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基金会。
“如果不能把资金投向未来最优秀的科学家，创新就会停滞。”
但只靠这些资助还不够。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一共拨出78笔款项专门支持高风险研究。而同年该机构对传统研究的拨款超过15000笔。这些款项一般会拨给已获得充分的初步数据的申请人，这些人往往已经是相应领域内公认的专家。尽管在对研究人员进行评估时，考察其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成果是合理的选择，但大学、科研委员会和其他资助机构更应该建立一套正式机制，明确接纳研究重心的转移。如果资金申请人能够证明自身信用和新研究方向的可行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获得资助。
改革的方向
创造一个“转型环境”。在选择资助项目时，应该对那些处于转型迷茫期的研究人员给予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谈谈自己的选择出发点。除了研究人员在其他领域已经证明的能力之外，还应对新项目的重要性和潜力进行更充分的评估。比如阿利西奇就表示，她与年轻人的合作让她认识到，逃离战争的创伤儿童对实证干预创伤治疗的需求正在增长。这一机制也能够充实干巴巴的叙述，弥补相应领域的项目过往记录不足的缺点。只需在申请表上加一个文本框，就能激发科学家的探索意愿，也有助于项目评估者支持这种探索。
修订同行评议流程 。我们没有任何不重视同行评议训练的意思。让科学家掌握更多的技能，进行更细致的项目评估，有助于他们考虑项目的多种属性，尤其是如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评估更广泛的跨学科问题。而最终，这将带来制度文化的改变。
现在，未来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向创造力的顶峰迈进，而最大的风险是，如果现在不能把资金投向这些人，创新就将陷入停滞的困局。
原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news/let-researchers-try-new-paths-1.2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