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论文，对一个人科学生涯而言应该是死亡之吻，对吧？如果你认为赢得诺贝尔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那答案就是否定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撤回过论文。
不信去问问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他因为对昼夜节律（即人体内部的时钟）的研究，与他人共同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供职于布兰迪斯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罗斯巴什在2016年曾撤回了一篇论文，因为其结果无法重复。那个没能重复的研究人员是Michael Young，她与Rosbash共同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奖。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哈佛大学的杰克•索佐克（Jack Szostak）曾在2009年撤回了一篇论文。几个月后，他在一天上午接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害怕去纠正这个记录。在2016年，Szostak和他的同事在《自然•化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RNA可能早于DNA作为地球上生命的关键化学物质，为此提供了可能具有突破性的关键线索。半个世纪以来，这一问题一直让生物学家感到困惑和沮丧。但Szostak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蒂沃利•奥尔森（Tivoli Olsen）去年对这个实验进行了重复，没能得出相同的结果。科学家在解释原来的数据时出现了错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他们撤回了论文。Szostak表示“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
所以按照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就是：想获得诺贝尔奖吗？去试试撤回一篇论文吧。这个逻辑显然是荒谬的。它混淆了二者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区别。获得诺贝尔奖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撤回任何论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撤稿的并不是那些赢得诺贝尔奖的人。这个建议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罗伯茨的“获得诺奖的十大简单规则”一样，属于一句玩笑话比如“小心谨慎地投对胎（是的，投胎很重要）”和“永远对瑞典科学家保持友善”等。
不过，承认错误不应该成为让你的研究事业的走向终结的标志。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学家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撤回他们有缺陷的论文，可以向他们的同事和同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未来的研究是值得信任的。反过来，研究人员也不大可能不愿意引用这些研究，而“被引用”是在科学上获得认可的基本形式。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因为学术不端行为而撤回论文时，引用数量会出现明显下降，这表明科学家们仍然看不起这样的行为。）
尽管前面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尚行为令人鼓舞，但他们不太可能引发科学家的大量论文撤稿。尽管透明度不同可能会带来研究信任度的不同，但研究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一状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部分原因在于科学的“可重复性危机”。最近对100项已发表的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发现，不到40％的主要研究结果不可重复。 （虽然媒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焦点一直是心理学，但是不可重复的比例在其他很多领域都与心理学相当。）
2016年，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和法国的两位科学家（后来来自德国的第三位同事加入团队）启动了“信度受损”项目。该项目鼓励心理学研究人员在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发现时，通过提交一份表格来表达怀疑的原因（比如存在统计缺陷或研究方法有问题），来提醒领域内同行引起注意。
正如“信度受损”项目的创立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件事上，研究的原作者处于最佳位置，由他们来说出自己研究的可靠性是否有缺失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个项目不仅仅是鼓励研究人员承认自己的错误。事实上，这个项目的出彩之处在于：整个研究形式过程的最终产品是一篇可发表的文章，其中详细描述了寻自我反省的努力。这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描述，因为毕竟，论文就是科学领域的资产，这就是撤回论文可能如此令人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要想解决目前的“不发表就被淘汰”的文化问题绝非易事。一些撤回论文的人获得了诺奖，对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无用，上面提到的“信度缺失”项目可能也不管用。这个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话题——有人毫无疑问地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并不是诺贝尔奖，而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经济学领域设立的“瑞典央行奖”。现在，我们用论文撤回问题开启了这个话题，剩下的就看诸位经济学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