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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同时角力“制造业”,缘由何在

中美同时角力“制造业”,缘由何在 VEGA维嘉科技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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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篇报告致力于寻找中美角力制造业背后的原因,第一部分回顾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历程及遇到的困境,第二部分总结了近代四次制造业中心迁移,并得出创新才能驱动发展结论,第三部分归纳了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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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强调制造业升级,制造立国战略意义凸显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级制造大国,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从改革开放后,制造业突飞猛进,两国在当前时点提出,要引导制造业升级回流,虽然政策各有异同,但是背后的战略意义却非常明显,那就是制造立国。 


制造业为何牵动着中美两国政府的心?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清楚中美制造业经历了什么,缘何出现制造业外逃的现象。


积重难返-美国反复强调“制造业回归”

比较优势丧失,美国制造业出逃


英国古典政治学家大卫·李嘉图1817年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该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美国制造业外流问题。


劳动力成本高企,美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据美国劳工部编制的指数,以2009年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为基准点,定为400。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由1970年的125,迅速窜至1980年的236左右,期间十年维持7.2%的高复合增速。劳动成本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竞争力下降,丧失比较优势。



日本与西欧崛起,美国制造市场份额下降。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对美国制造业不利的变化。日本和西欧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经历20世纪60与70年达的高速发展后,他们制造业实力大增,产品质量与科技含量日益提高,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竞争力。在日本和西欧制造业的攻势下,美国曾经独占鳌头的制造业部门如钢铁、汽车、半导体、造船、机床、照相机、视听设备、计算机设备和复印机等,接连败下阵来,市场份额逐年下降。



美国在这一轮竞争中丧失的不仅是国际市场份额,就连美国本国的制造业主要产品市场份额也遭到蚕食。1960年汽车、电子元件、服装、鞋类和食品加工机械分别占据国内市场份额为99.5%、99.5%、98.2%、97.7%和97%,到了1980年时已经只占国内市场的72.9%、78.9%、90.1%、66.6%和84.2%。



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技术研发滞后、人力成本高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美国制造业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在汽车、钢铁等支柱性产业,半导体和光电子等优势产业上纷纷式微。根据Wind数据,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65年的24.8%,一路下滑至1990年的16.2%,美国制造业辉煌不再。


奥巴马“再工业化”效果有限


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业逐渐向海外转移,美国重点发展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使美国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基于此,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并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现“再工业化”。



发展创新,注重新兴产业。诸多举措相互呼应,且具有针对性,主要发力点在:1)进行政策引导,营造制造业发展环境;2)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动先进技术研发及应用;3)选取关键领域,重点支持清洁能源、机器人、国家安全、3D打印、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页岩气等领域相关技术装备的研发及应用。


积重难返,“再工业化”效果有限。虽然奥巴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制造业内部结构,但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整体上还处于孕育兴起阶段。


美国制造业远未走向复兴。据美国商务部(BEA)数据显示,1953年鼎盛时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8.3%,2016年数据显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滑落至历史低点11.7%,表明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效果有限。



特朗普欲通过制造业“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代表制造业上台,再提“制造业回归”。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竞选总统的主要票池是众多传统制造业集中州,其胜选意味着全球制造业和制造业资本要回流美国。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口号,延续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意欲通过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


企业端减税吸引制造业回流。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低到21%;推行“属地”征税原则,未来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对美国公司留存海外的利润一次性征税,其中现金利润的税率为15.5%,非流动性资产的税率为8%;根据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报告,预计2018年~2027年,联邦收入将因企业所得税改革减少约8.46千亿美元,因海外资产税的新设增加约2.85千亿美元。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提升生产效率,增进美国的国内投资与吸引外资,吸引制造业回流。


跨国企业响应号召,纷纷表示在美设厂。特朗普新政府表示出制造业回归的决心,宣称“对那些将工厂迁往国外却回到美国销售产品的企业施以严厉惩罚”,对部分企业征收高额进口税。一些跨国企业明确表示响应新总统号召,在美国建造工厂或为美国本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美国英特尔、韩国现代汽车、日本软银集团、韩国三星电子、福特汽车公司、组装巨头鸿海集团(富士康)等。


与奥巴马不同,从新兴产业转向吸引现有产业回流。特朗普政府对产业发展重点进行了调整,大力扶植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汽车等成熟制造业领域,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发展。采取的政策更多指向现有产业,主要目的是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促进蓝领工人就业。


“脱虚向实”:中国强调制造强国

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奇迹,制造业迅猛发展


中国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此我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GDP连续30余年高速增长。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的GDP呈指数式增长。1988年为1.52万亿元,1998年为8.51万亿元,2008年为31.95万亿元,而到2016年则为74.41万亿元。期间37年的复合增长率为9.85%,同期世界平均的GDP复合增长率为3.57%。



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我国工业生产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巨大发展,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621.5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7999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75%,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有了跨越式发展。



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年利润总额由1980年的692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7192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37%。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工业在追求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注重了产品的市场需求与经济效益。



信贷扩张导致资产泡沫,制造业发展放缓


金融危机来袭,“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货币超发,信贷规模快速增长。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实施,中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2008年GDP继续维持9.7%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货币超发导致信贷规模极速增长。2008年以前国内信贷增长维持在15%以下,四万亿计划的实施直接拉动2009年国内信贷增速跃升至26.5%的高位,之后也一直维持15%以上的高速增长。



由于四万亿刺激政策释放了大量信贷,促使经济回升同时也带动了房价大幅上涨,百城住宅一线城市平均价格由2011年的22091元/平米涨至2017年的41055元/平米,年复合增速为10.88%,超过同期GDP增速,房地产价格出现泡沫。



资金空转,制造业发展受到抑制。随着房价和土地价格大幅上涨,随之而来的是租金及人力成本的上涨,制造业发展被抑制,企业赚取的利润很大程度上被租金上涨所抵消,同时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制造业融资较为困难,发展受阻。



“脱虚向实”,制造立国战略地位凸显


抑制资产泡沫,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成为基调。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和“振兴实体经济”,并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自此,防范资产泡沫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成为经济调控的主基调。


《中国制造2025》出炉,产业政策凸显高层决心。2015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规划。其中内涵包括: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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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心四次大迁徙,创新是重要驱动力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全球制造业转移走向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乃至世界格局都有重大的影响。通过分析历史上制造业中心的迁徙过程,能够对了解当前世界制造业格局提供帮助,也能为预测未来制造业走向提供借鉴。我们仔细回顾了近代全球范围内出现过的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迁移,发现创新始终是推动制造业迁移的重要驱动力。


第一次迁徙:美国在制造流程上创新,造成制造业中心转移


美国在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中,追求以量取胜,但是高端制造技术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因此美国并没有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直到1920年左右,美国制造业才成为世界第一,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在制造流程上的全面创新。


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发明家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凯迪拉克与福特公司开启了人类的汽车时代,人造树胶与不锈钢的发明重塑了美国制造业,设备的电气化使美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大范围推广,使得大规模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这一生产方式的优点,除了能摊薄固定成本,还使得技术研发规模化,推动了科技创新。


反观当时英国工厂的组织形态相对传统,精工细作的中小型家庭作坊占据主流。这类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差距已十分巨大。当时美国的研发支出在国民产值中所占比例高达2.5%,而同期的英国只有2%;美国土木工程师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3%,高于英国的5%。1929年,美国排名前三的优势产业是农业设备与工程机械、车辆与航空器、钢铁和有色金属,而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是铁路船运、烟酒、纺织,第一次制造业中心迁徙就此形成。



第二次迁徙:日本、德国在协作体系上创新,迎来制造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德国百废待兴。两国重点发展了汽车、机械、电子等高附加值出口产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两国构建了高效完备的国家工业协作体系,最终成功实现全球制造业转移。


德国和日本的产业结构呈现精细化特点,很多公司长时间只研究一种零件,只做一个产品,做到世界闻名。这些企业不追求做大,而是力求成为某一细分制造业领域的全球最佳选择。甚至一直到现在,中国很多高端制造业若不采用德国、日本的核心零部件,比如芯片、轴承、光电产品等,产品质量会大大下降。


德国、日本的基础工业技术世界领先,使得两国长久保持了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例如中国稀土储量是世界第一,但缺少加工稀土的技术。这些技术往往需要几十年的研究积累,需要特种机床设备。而这些设备和技术是德国与日本所独有的。


半导体在现代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而光刻机则是生产半导体的重要设备,是人类迄今所能制造的一切机械中最精密和昂贵的设备。日本生产的高级光刻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定位精度最小能达到0.01微米,而德国则供应了其中最核心的光学元器件。



第三次迁徙:亚洲新兴工业体通过整合产业链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


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制造业产能向亚洲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亚洲新兴工业体通过整合产业链实现了全球制造业转移。创新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水平是世界级的,台积电、联发科则在芯片制造领域处于领先位置。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公司负责设计硅晶片,然后交由中国台湾的工厂进行代工生产。这些投资巨大的工厂,制造了各种不同尺寸的硅晶片,技术涵盖了从硅晶片的制造到切割、封装、测试,因而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产业链,占到全球芯片制造环节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台积电已经实现16纳米工艺制程,中国大陆的华为等通讯企业必须采用台积电的工艺制程,才能批量制造设计的高端手机芯片。


作为韩国制造业支柱的三星电子,为了追求成本优势和技术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实行了“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即在芯片、闪存、液晶面板、平板电视、手机等全方位投资,保证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全产业链”模式能丰富了韩国三星的技术储备,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奠定了基础。三星电子在深度掌握存储、非存储芯片技术后,将其拓展到其他芯片技术,又陆续掌握了PDP、有机发光显示(OLED)、TFT-LCD、闪存芯片等核心半导体技术。



第四次迁徙:中国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迎来全球制造业转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被外界贴上“低端,廉价”的标签。一直到2000年之后,内地自有工业体系逐渐完备,才开始尝试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截止到目前,中国的信息软件服务商有百度、腾讯(00700)、阿里巴巴等,硬件制造商有联想(03396)、华为、中兴(00763)、小米等,形成了一个立足于国内,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庞大制造业体系。虽然相比于苹果,英特尔等美国公司,中国制造业利润率整体上仍比较低,但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体系优势已逐步显现。


自有工业体系的最大优点在于产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大部分最终都会反哺制造业本身。举例来说,中国制造业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制造商需要生产资料、人工、水电、物流等。物流公司需要司机与车辆,并且付费给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修建,需要筑路与钢筋水泥。照此类推,因为拥有了自有工业体系,中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最终化为投资,流入了整个国家的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之中,最终使得我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市场和工业体系。


这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大背景下,显得更具价值,它使得我国能够摆脱过去依赖于低端制造的格局。通过这个自有的工业体系,我国企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以更低的成本推出有创意的制造业产品,并让那些不具备现代化自有工业体系的传统工业强国难以与我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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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根基,大国角力抓手


英美崛起皆依靠强大制造业


制造业具有强大造血功能,是金融等行业基础,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有效带动金融等行业的发展。同时强大的制造业,能够切实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民的生活质量。回顾过往历史不难发现,强国崛起都有着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因素。


工业革命成就“日不落帝国”


英国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60年代至十九世纪70年代左右。英国是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记载,英国在1771年建立第一个工厂:克罗姆福德纱厂,到了1835年,全国已经有棉纺织厂1262家。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完成,国力空前强大。工业革命完成时,英国建成了纺织业、冶金也、煤炭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五大部门。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记载,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总产值的一半,由于劳动生产率提升,成本迅速下降,英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大大加强,英国的外贸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18%上升至1840年的21%,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80%以上的棉织品输出国外,成为世界市场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市场。英国国力变得空前强大。


船坚炮利,加速走上殖民之路。强大后的英国为了加速资本积累,扩大统治版图,开始走上殖民扩张道路。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就开始向欧亚大陆掠夺工业原料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印度半岛成为了英国主要的殖民重点。同时,在非洲地区,英国也加紧了殖民控制。这一阶段,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间。我们不仅看到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更应该看到英国为坚船利炮提供支持的工业基础,而这正是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基石。



美国不断加强工业化,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


两次工业革命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扩张使美国制造业规模和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也成就了美国延续至今的“全球霸主”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一直在不断加强其工业化进程,培育出了强大制造业基础。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美国没有停下工业化的脚步,而是在扩张领土的同时,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美国旨在构建“大陆一体化”循环体,联邦政府把新加入的州视为平等的地区,允许每一个州开展工业化,将制造业拓展到更加广阔区域。由于发展制造业,新加入的州具备了很高消费能力,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美国北方一体化后,通过4年内战打败甘做原材料产地的南方,彻底完成了美国大陆的一体化。通过工业化使得新加入的州完成“大陆一体化”,这便是美国持续加强工业化的方式。


二战以前“韬光养晦”,基础工业迅速发展。日渐强大美国并没有跳出来挑战当时的英国,而是继续向外扩张市场。在19世纪后期,美国一直在向英国势力薄弱的南美和亚洲地区扩张,做增量市场。一直到二战前期的两到三年里,美国也没有直接参战,而是主要加速了原料、燃料和各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这些基础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制造所需的原料大量积累,为后一阶段军事物资的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战后期美国直接参战后,重型制造发展迅猛。1941年底美国直接参战后,国民经济迅速完成向战时经济转化,生产的军事特征尤为突出。由于战争对军用品的巨大需求,市场广阔且稳定,军事订单充足且利润丰厚,美国的战时制造业,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重型制造业获得空前发展。



二战结束建立新秩序,美国制造走向巅峰。到1944年,英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领导世界,在盟国的支持下,美国建立起美元替代英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新秩序出现,美国制造业也在此时走向了巅峰。根据《当代国别经济研究》数据,二战结束时,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约占世界制造业总生产能力的6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根基


制造业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制造业发展能够有效拉动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指在其生产过程中劳动、知识的有机构成水平较低,资本的有机构成水平较高,产品物化劳动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例如,交通、钢铁、机械、石油、化学等制造业部门都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来建造厂房,购买设备等,其发展将能够带来大量的投资,并拉动GDP增长,对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制造业在对外出口额占比大。制造业子部门众多,涵盖了各国的需求,这为制造业产品在国际间流动提供了支撑,使得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具有很大价值且规模巨大。



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制造业既能有效拉动投资,又能带动出口,对国民经济影响重大,能拉动GDP增长,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5%之上的水平。



制造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部门


制造业对就业贡献巨大。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自身链条较长,包含采购管理、技术研发、质量监控、员工培训、生产加工、销售与市场营销、客户拓展与售后等多个部门,本身就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二是制造业的发展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2016年我国制造业吸纳就业人数为4893.8万人。



制造业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紧要关头。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GDP自2001年达到1053.11美元,进入中低收入国家水平,2010年人均GDP达到4560.51美元,步入终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人均GDP增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人均GDP为8123.18美元,仍未跨过12276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线。目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紧要关头。


制造业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经济体缺乏内在的增长驱动力,从而陷入停滞。低端制造业只能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产业结构不均衡、环境污染,低质低价,都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国努力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制造业是大国角力抓手


制造业关乎军事实力


军事工业是制造业的组成部分,制造业能够为军事工业提供技术支持。武器设备均属于制造业的范畴,都需要在制造业的技术支持下生产。由于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技术在国际间是非自由流动的,不少国家都对核心的关键技术实行封锁。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巩固国防优势,国家必须保证本国的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这就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一味堆砌人数的“人海战术”已经逐步变的过时,尖端装备对于战局的影响越来越大。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运用多种先进装备,对伊拉克军队达到了1:100的战损比。而先进军事装备的生产往往需要更高精度的制造与测试设备。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军工制造实力直接影响了该国的军事实力。


在军用装备的生产过程中,机床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是一种高精密度的专门用于加工复杂曲面的机床,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解决叶轮、叶片、汽轮机转子、大型柴油机曲轴等等加工的唯一手段,对一个国家的航空、航天、军事、科研等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直把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系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


2008年我国实现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自主生产,战机、潜艇等军事设备的部件精度得到大幅提升。


超高速进气道风洞是另一个代表性的国产军工设备。现代战机的设计测试都离不开超高速进气道风洞。飞机是一个外形复杂的物体,它在高速飞行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非常复杂,不可能有理论模型,只能依靠风洞进行测试。我国自主研发了风洞试验段气流速度大于5.0的超高速进气道风洞,在歼10-B战机的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其机型设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制造业形成军工制造能力的储备,应付战争的需要。制造武器和制造民品,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和平时期的制造业,经过改造很容易在战争时期转化为军事工业。一旦国家之间的冲突爆发,拥有强大制造业基础的一方,能够迅速将民用制造业转为军用,进而为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战时物资保障。


制造业保障国家安全


制造业是国防信息安全的保障。现代的战争,信息已经成为了决定因素,不管是信息获取还是信息的加密,都需要用到如感光器材、摄录设备、计算机、交换机、发射器等设备,这些设备如果都产自国外,就很难保证信息安全,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如果战争爆发或者是进行禁运等制裁措施时,这些设备不合格也将导致国家国防实力下降。


国外的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企业,与政府往往有潜在的密切联系。棱镜门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前中情局职员斯诺登向媒体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绰号“棱镜”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公民。事件涉及的公司包括微软,苹果,谷歌以及脸书等。


棱镜门的爆发以及美国政府对斯诺登的追捕,显示出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企业的掌控力度,以及利用这一权力为自身国家利益服务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泛使用的美国产设备将会面临双重风险。首先是储存于设备中的信息将会处于美国政府的监控之下,毫无私密性可言。其次,一旦国际关系紧张,美国政府下令本国制造商停止供货,我国将面临设备无法更新,维修,替换的局面。基于此,制造业国产化是对国防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


去IOE是制造业国产化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概念在2008年由阿里巴巴集团提出,指的是去掉美国产的IBM的小型机、Oracle数据库、EMC存储设备,代之以自己在开源软件基础上开发的系统。IBM,Oracle,EMC等美国企业,与美国政府和军方保持密切联系,对中国信息安全有潜在威胁。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得到众多国家部门以及阿里集团,腾讯,中国移动(00941),中国电信(00728)等企业的响应。


目前我国去IOE化已经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成果,但同时整体提升的空间依然非常大。分开来看自主可控的几个领域的话:1)以CPU为代表的基础部件,已经形成了几大国产的CPU体系,但是这几大体系各自的应用领域还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主要在高性能计算里应用比较广泛,但是在普通的民用和商用领域,生态体系的构建还不是特别的完善;2)以服务器和存储器为代表的服务设备,是国内比较成熟的领域,尤其是服务器,已经涌现出了像华为、浪潮、曙光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厂商。


制造业还是国内物资供应的保障。在战争时期,为了削弱敌对国家的实力,军队都会对国际运输线进行打击,防止物资的国际运输。这就要求战争中的国家拥有相对独立的制造能力,能够不依靠外界的力量就生产出国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产品,防止自己在战争中被拖垮。

【转载来源:智通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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