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已久，全国科研工作专业从事人员仅600余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仅30多个，国内现代科技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在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政策。面对恢复经济实力和发展综合国力的迫切需求，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技事业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发展科技，首要的是搭建科学技术体系和组建科技人才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例如设立科学院、研究所、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院校，出台科技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和派遣人员到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学习等。
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归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各个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是中国科技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截，辗转五年终于在1955年得以返回祖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李四光等地质学家提出“陆相生油理论”后，中国逐步发现卡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一举打破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
1964年10月16日，在邓稼先等科学家的领导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各国封锁中国军事力量的枷锁，更为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次打下基础。
七十年代初期，数学家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
1973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首次育成籼型杂交水稻，之后不断努力，又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稻”。杂交水稻的诞生让只有7%耕地面积的中国能够养活世界22%的人口。
1974年，用于稀土工业生产的串级萃取理论得到实践并成功，这一成功改变了中国稀土贱卖的局面，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在稀土提纯方面实现了自立自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总理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了一个圈，让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章。
这一期间，中国的科研事业可谓百废俱兴，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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