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廉”

全文约 2600字

年前政协“名州异乡人”第二辑征稿，岳母及其兄妹萌生了追述其父一生以寄托缅怀之情的想法，并让我在妻舅初稿的基础上润色修改，于是我就有了阅读一位平凡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一生的机会。

文｜王 雪

妻子的外公叫王成玉，原籍山西，1930年出生在山西省临县黄河边上一个小山村。民谚“石山戴土帽，地薄光长草。十年九旱收成少，家家户户受煎熬”描述这一带的情景。

外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只会从土里刨食、在撅头下讨生活。他的父母在极其艰难的生活中并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和未来美好的憧憬，给他取乳名叫作“常饱”，包含父母对他一生的美好祈愿。然而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和战乱不断的时代，谁又能吃上几顿饱饭？“常饱”还不是天天挨饿忍受煎熬，正如村里人调侃的“常饱常饱，常吃不饱”。

他先后在绥德文教系统、党政部门、商业系统等十多个不同的部门、单位工作过，1990年退休，殁于2011年。年前政协“名州异乡人”第二辑征稿，岳母及其兄妹就萌生了追述其父一生以寄托缅怀之情的想法，并让我在妻舅初稿的基础上润色修改，于是我就有了阅读一位平凡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一生的机会。

纵观他的一生，没有高居要职，没有享受富贵，职场四十年，廉洁尽责；人生八十载，平淡质朴。特别是表现在他身上那种强烈的克己奉公精神，在当前全党反对“四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深思。

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搬。

“父亲1950年绥师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时的城关“联小”当老师。那是绥德城内几个小学联合而办的一所高级小学。由于表现出色，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经组织推荐到西安的陕西省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一年后回绥被分配到义合区政府任文教助理员。1953年冬被提拔到石峁区政府任宣传科长。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急需一批管理干部，他被调到粮食部门，在仓疙瘩粮站任售粮员。1961年春再次返回教育系统，被调到城关二中任总务主任。工作两年后的他再次调回粮食系统任义合粮站副主任。1964年调回县城任县木业厂党支部书记。四年后调往县信用联社任督察员。1975年调到粮油加工厂任保管员一直工作到1990年退休。”

这是原文中“父亲”履历，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如果硬要说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就是他工作岗位的反复调动。履历显示，外公曾两进两出教育系统和粮食系统，前后换过十多个工作岗位。从他的履历和我侧面了解中发现，外公的岗位变动多数并非因为职务的提升或者是工作环境的改善，仅仅是组织和工作上的需要。在他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他就是一块砖石，任党需要而搬动。处处服从组织的安排，时时听从党的召唤，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指到哪里就走向哪里，从不强调个人困难。

对于外公而言，更重要的是无论他被安排到哪个岗位都能做到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到了岗位就很快适应工作，熟悉掌握情况，竭尽所能的干工作，真正成为一块有用的“砖”。

原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一直以来，父亲不论在哪个单位，也不论搞什么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每天提前近一个小时上班，做好各种班前准备工作，下班后待把一切膳后工作做好才回家，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养成的习惯。在担任义合粮站副主任期间，过年时节其他同志都回家去了，只留他一人值班，没日没夜背着枪到各处巡逻，为了安全他把站上所有营业款、粮票装在一个麻袋里作好标记，同其它麻袋混在一起放在库房，生人即使进入库房也发现不了。在放假的近半个月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个安然觉，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出去查看库房，一晚上不知要起来多少回……”。

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外公又在偏僻的农村粮站，据说当时粮站被偷的事时有发生。而外公在义合粮站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粮食被偷的事件，外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从外公把站上所有营业款、粮票装在一个麻袋里作好标记，同其它麻袋混在一起放在库房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公在工作中很有创新精神。说起这个，还有一个事例：“父亲在城关二中任总务主任，除了平时和工友打成一片外，还日谋夜算搞好伙食。他号召全校师生多在学校公厕积肥，最后用来与张家砭生产队换蔬菜副食。与此同时他还和同学们一块开荒种地，增加副食品的供给。当时全县各学校进行评比，二中的伙食搞得最好，外公也因此受到了教育局的表彰奖励。”外公在不起眼的岗位上做出有利于集体和群众的事情，不仅是这两个岗位，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外公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在跟他共事过的同志中有口皆碑，提起外公都说老王是个“好人手”。他从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小我为大我”的思想根深蒂固。原文中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1968年父亲被借调到‘356’运动办公室，由于工作出色，运动结束时领导找他，想把他调到公安系统工作，可父亲考虑到木业厂正处于原料紧张，生产供不应求的时期，最后婉言谢绝，从而失去一个职业生涯中重要的转折机遇。”其二是“1985年夏天，地区粮食系统组织先进模范人物到北京、青岛、上海、杭州等风景区旅游，指名道姓让父亲参加，结果父亲不想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去麻烦领导和同志而主动放弃。”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先后两次按比例为职工涨工资，按条件一个指标非父亲莫属，可他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态，这个指标他不要，因为他的四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生活有保障。而厂长安文成同志家在农村，6个孩子都没工作，他情愿将这个指标让给他。结果安文成同志连涨两级，父亲却一级也没涨。”

“1975年父亲在粮油加工厂任保管员时，有一次清点从山西孝义中转站调来的麦子时，发现少了两包，运输司机见情况不妙，赶忙掏出200元钱，让父亲高抬贵手放他一码，父亲当即训斥他一番，结果照价赔偿还进行罚款。”

“1965年，父亲从木业厂调离的时候，厂里广大职工恋恋不舍，背着父亲精心做了几件木器家具想送给他作留念。说实话，这些家具对当时的我家来说确实需要，家里没有一件木质家具，粮食、衣服等生活用品都放在纸箱里和胶泥洞洞里。可父亲坚决不收，最后实在谢绝不了，按当时市场价格付款后，才收下一个风箱和一个玻璃镜框，那上面写上‘木器厂工作留念’几个鲜红的大字。”

“1990年，父亲在粮油加工厂退休，清点物品时，损耗了些面口袋和麻包，按规定能报耗损，可父亲二话没说，拿出两个月工资照价进行了赔偿。”

从这几件事中，我想不难看出外公的高尚情操了，但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又何尝仅此几件呢。外公出身寒门，一生都过着贫穷的日子，钱财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是何等匮乏，多么需要！然而在利益面前他却高风亮节，总是先人后己；在诱惑面前洁身自好，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节气和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