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未来几年宏观趋势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目前的宏观环境就像一股寒流，给人寒冷、负面和悲观的感觉。如何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向？巨大的威胁背后是否隐藏着机遇？如何理解各行业正在发生的巨变？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挑战？
1. 五大消极因素
1）全球贸易结构碎片化
自2019年起，全球贸易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2020-2021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取得了一定突破，但随着疫情的结束，我们又回到了全球经济碎片化和全球化脱钩的趋势中。
中美、中欧、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依赖度持续下降。中国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排名已从第一降至第三，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同样，我们不再是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位置已被美国取代。
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和进口水平均在降低。
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面实施，今年前几个季度，我们对美国的贸易下滑速度超过20%。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在美国贸易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总额已达到7000多亿美元。
由此可见，经济碎片化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不利信号。
2）地产为核心的消费复苏缓慢与消费信心不足
房地产市场积累的金融风险尚未得到解决。政府近期一直在努力刺激消费，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目前市场供应大于需求，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消费复苏较慢，影响了整体消费刺激的效果。
过去三年，私营企业和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信心难以提升。尽管疫情已得到控制，但人们的预期仍然偏悲观，消费信心的恢复仍面临挑战。
预计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可能需要3到4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
3）地方政府隐形债与投资能力不足
我们希望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无论是显性债务还是隐性债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隐性债务高达65万亿。还本付息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在投资方面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减弱。
4）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
实际上，随着民营企业家资产的流失和投资信心的下降，制造业的再投入动力减弱，这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进一步的制约。
5）超发的货币与失效的货币政策
在过去的20个月里，我们的货币供应量（M2）增速已连续超过两位数，远高于GDP的名义增长率。虽然这看似旨在刺激市场，但实际上并未有效激活市场。大量超发的货币最终转化为居民和企业的储蓄。
由于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些资金大多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未能流入市场，因此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有限。
2. 四大积极因素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因素：
首先是中美领导的旧金山会面，这有助于缓解双方关系并激发新的合作潜力。
然而，中美、中欧以及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仍将受到长期脱钩趋势的影响。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中国也不太可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因此，虽然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预计不会出现重大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需要在分歧和斗争中寻求共识，管理分歧，并维护各自的底线。这就是此次会面的主要意义。
其次是第七个去库存阶段接近收尾，其中一些行业已经开始主动补充库存。
通常，一个完整的去库存周期大约需要3到4年的时间。自2019年启动的第七个去库存周期现已接近尾声，我们正在从主动降低库存转向被动降低库存的阶段。此外，一些行业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库存补充阶段。
然后是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逐渐显现，这为以超大内需为孵化体的科技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有助于平衡全球经济贸易波动，而且在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3%。
另一个关键优势是，规模经济为科技产业提供了发展的沃土。中国的电子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在国内市场的推动下，培育出强大的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
例如，新能源产业、电子计算和IC等相关产业都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持下完成了孵化，并成功走向全球市场。
随着这些科技产业的不断验证，超大规模市场效应也在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出口产品已从低附加值的传统商品如纺织品，转变为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品，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电子产品等。
最后是宏观政策理念的转变，即突破财政赤字率和宏观负债率的限制，从而为财政刺激措施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过去，中国一直坚持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宏观负债率不超过250%的原则。然而，许多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超过了3%，如法国和德国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了4%-5%。
中国政府过去坚持这一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持货币的稳定和政府风险的控制。然而，这也使得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和市场调控时感到受限。
突破财政赤字率和宏观负债率的底线，将有助于实现债务的良性化，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来刺激经济。
虽然这些积极因素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来自结构性长期趋势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4年全球经济持悲观态度，将全球GDP增长预期从3.0%下调至2.9%。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相对悲观，将GDP增长预期从4.5%降至4.2%，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引发的金融风险和债务结构处理需要时间。然而，对美国经济的预测相对乐观，将增长预期从1.0%上调至1.5%，得益于第三季度GDP增长达到4.9%和美国经济的韧性。欧洲地区则因能源危机和俄乌战争而面临更高的通胀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将处于滞胀状态，全球通货膨胀率预计将维持在5.7%-5.8%的高位，会引发一些地区的金融危机和滞胀风险。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降至4.2%，也略高于2023年的实际增长水平。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三个动能驱动。
第一个动能：消费温和反弹。
今年前三季度，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2%。
预计到2024年，在高投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房价企稳的背景下，通过二次分配改善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预期，有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促进大宗可选商品消费和中高端服务消费。
预计2023年和2024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分别为6.7%和4.6%，2024年增速将好于2023年。尽管2023年的增长看似较高，但与2021年相比，其实只有4.1%-4.2%。基础消费品的稳定、中高端服务消费的复苏和大宗消费的复苏将推动消费温和反弹，但由于可支配收入限制和房地产调控导致的财富预期、消费信心不足等因素，明年的消费反弹可能有限。
第二个动能：投资。
尽管财政政策放宽将提振政府投资动力，但投资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对2024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
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其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尤为关键。外部环境复杂，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加剧，我国需加大先进制造业投资，预计2024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2%。产业转型加速将提振制造业投资，但热度有限。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2023年主要由电力和交运领域驱动，预计2024年增速小幅回落至7.0%。房地产市场虽难扭转下滑趋势，但跌幅将收窄，预计2023-202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分别为-9.1%和-7.3%。
综合来看，预计2023-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8%和5.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适度提升。
第三个动能：出口。
2023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0%，拖累GDP增长0.7个百分点。
预计2024年，随着海外制造业补库周期和我国先进技术突破，出口将恢复增长，全年出口同比（美元计价）增长2.0%左右。进口因加工贸易中间品被国内产业链替代，增速全年约0%，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速的拖累较小。
2024年，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动能无明显乐观预期。消费方面，大宗消费和中高端消费仍有不确定性。投资体系中，房地产投资下滑，基础建设投资受限，制造业投资虽有升级动能，但投资信心不足，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出口方面，虽有结构调整，但增长有限，仍拖累经济增长。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GDP增长区间为4.3%-4.5%，较过去3年加快。出口改善、消费回暖、投资体系中财政赤字率突破、政府投资意愿强化、先进制造业投资阶段到来、第七轮库存周期结束补库需求涌现等动能推动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结构性障碍解除需较长周期，预测2024年至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4.5%。2024年，增长率维持4.4%，2025年达4.5%，2026年随结构性障碍逐渐解除和经济改革深化，预测经济增长率可达4.8%，进入增长新常态。
从宏观层面，我们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预期。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长期性的趋势有哪些。
当今大部分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以下五个周期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全球贸易的结构性重构期：从地球村到黑暗森林
美国GDP在第三季度实现4.9%的增长，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变化。美国制造业投资大幅上升，尤其2023年6月达到1600多亿美元，受益于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
疫情期间，中国在美国出口中的占比也在上升，但从2019年到2023年的长期趋势显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逐渐转向其地区贸易同盟和政治同盟，如美加墨自贸区、美国东盟自贸区和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盟。这表明全球贸易结构正在重构，排除中国的相对区块化趋势明显。欧洲也是如此，随着欧洲芯片法案和制造业补贴政策的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直线上扬。
这一现象反映出几个关键结论：
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反全球化；
二是全球供应链脱钩与“短链化”；
三是发达经济体脱虚向实，全球产能加剧过剩。
尽管中国在电子产业，尤其是芯片和计算机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下，这些产业面临激烈竞争，导致出口下滑。
这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贸易结构的全面转型将重构地球村，使全球化结构更加复杂，对出口体系产生巨大抑制作用。
2. 中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期：从低成本资源禀赋到创新资源禀赋
中国经济正从低成本资源禀赋向高成本创新资源禀赋转型，这将深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首先，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升，侵蚀了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其次，电费、天然气价格、油价、土地成本也在上升，使得我们难以依赖同质化的资源产生的成本优势或规模优势来获取竞争力。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和企业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我们依赖于扩土地、建厂房、增加设备、投产能、建渠道，然后投知名度，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我们也产生了新的资源禀赋竞争力。首先，数据是中国非常有竞争力的资产，我们的数字化技术的水平和庞大数据资源，例如消费数据、工业生产数据资源，将成为异质性资源。其次，我们的人才竞争力在不断攀升。2015年，中国人才的竞争力排名在40名左右，2022年，中国人才的竞争力排名跃升到了第8名。同样，中国的技术人才数量世界第一，因为这些技术人才的数量，催生了一系列以异质化资源为创新内核的模式。
从宏观增长的结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应该如何主动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第一，追求平衡的增长。
这意味着要从原来的数量型和速度型增长，转向更加注重平衡性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仅要考虑GDP的增长，还要考虑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追求环境的保护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然而，这种平衡的追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二，公平有效的增长。
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高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需要在市场中投入更有竞争力和公平有效的资源。为此，政府需要对债务结构进行调控，调整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调整，以实现更加安全、公平和有效率的增长。
以上两点是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中最关键的因素，它们将引领增长模式的转变，并对企业的增长模式提出深远的挑战。
3.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变革期：从第一次跟从消费到第N次理性消费
消费者在首次购买一件新商品时，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他们对产品的了解有限，因此会倾向于相信知名品牌，以此来形成对产品的第一印象。其次，厂商的各种营销手段也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使他们变得不那么理性。然而，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程度提高，他们的消费行为会逐渐变得更加理性和专业。他们会不断升级自己对产品需求的理解，从而推动市场需求的专业化和理性化。
这种变化会导致消费市场结构的深刻变革。原本的市场结构可能呈现出“橄榄型”，即中间部分较大，而两端较小。但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理性，市场结构可能会转变为“葫芦型”，即两端变大，中间部分变小。
面对这样的市场变革，国内的企业需要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向上升级，提供更具专业功能的产品，也可以选择向下发展，提供具有高性价比、便利性和能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的产品。
4. 中国各产业的供给结构重构：竞争复杂化与超限化
中国大部分产业会出现非常复杂的竞争，主要有这么一些关键的现象：
1）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许多企业为了生存，采取了击穿底线的策略，如装修行业的每平米整装报价从1000多元降至600多元。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源于四个原因：
一是市场集中度的上升，导致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激进的竞争策略；
二是企业为了消化巨额的沉没成本，不愿轻易退出市场；
三是全球产能资源配置的压力，无论是面向跨境消费还是国内市场，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四是同质化资源能力配置的限制，使得企业难以转型，不得不通过击穿底线的竞争来消化沉没成本。
随着经济下行，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各个产业都要面临调整，击穿底线的恶性竞争将更加激烈。
2）破坏式创新的兴起
另一方面，破坏式创新的兴起也在改变着市场格局。许多新兴公司通过颠覆性的创新，成功颠覆了传统产业的领导者。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五个方面：
一是消费需求升级和消费者妥协的日益明显，为新公司提供了颠覆的机会；
二是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推动了创新；
三是过剩的产业链供给和全新的商业竞合理念，推动了产业链整合和平台化的发展；
四是自由资本和开放市场的推动，使得更多的创新者得以涌现；
五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他们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推动了产业的创新，推动了这些创新性企业的涌现，破坏式创新是很多产业中间蔚然成风的一种状态。
3）“场景覆盖”和“降维打击”
现在很多有企业参与到了产业中，例如，贝壳收购爱空间对家装行业的整合，不仅影响了家装行业，还影响了相关的家居零售和软体家居企业。这种降维打击使得其他企业要么与平台合作，要么被平台替代。
5. 中国市场的技术变革期：
第三次数智技术革命
数智技术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在于，它会改变整个产业，通过改变产业来改变整个产业组织形态。让产业中间信息越来越对称，产生去中心化的一些模式，让产业边界越来越有弹性，市场越来越细分，甚至产生点状的细分。
从家装行业来看，数智化技术会让每一个消费者的诉求，通过一系列整合平台和整装平台上与设计师的连接实现点状需求的满足，变成一个网状高密度细分的市场。
变革还会推动产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新的主流组织形态将是以需求为核心，建立的一个去中间层、扁平化的价值网络的模式，主要参与者的边界在过程中不断地重塑。
所以从数智化变革来说，它会引发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即战略模式和组织形态的深刻演变，企业要去应对这样的技术变革趋势。
总结而言，中国当前正经历“五期叠加”的浪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全球市场的结构性转型，包括全球贸易结构的脱钩断链和逆全球化。
2.市场结构的转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旧模式的转换和动能转换，包括发展底线的提高、经济的脱虚向实、资本的有序管控以及追求平衡增长。
3.极致化消费升级，表现为消费的方案化和消费需求的不断迭代。
4.极限化产业竞争阶段的到来，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破坏性创新不断涌现，降维打击不断产生。
5.产业技术革命——数智化革命，主要是构建一个基于共享的开放生态系统，并利用数智化技术提高效率和实现数智化的网络效应。
因此，面对这样的浪潮，企业需要从传统的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力模式转变为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模式。
首先，我们坚信中国世纪的到来，并坚定地投资于中国。
尽管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可能仅保持4.3%-4.8%的增长，并面临许多挑战，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尽管中国经济和产业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挑战，但我们依然相信中国的消费市场和经济活力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因此，坚定地相信中国世纪，坚定地投资中国，是我们未来的重要选择。
其次，我们强调专业主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向更高的目标看齐，更深入地进行工作。企业需要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成为不断提升专业竞争力的平台。
再次，我们需要专注于我们的战略生存点和战略机会点，并进行饱和投入。
在当前产业结构性转型的调整期，企业必须在最重要的战略增长点上进行聚焦，找到一两条战略增长点，并进行饱和投入。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合理的生存风险水平，以确保我们的生存是可持续的。然后，我们需要打透战略机会点，面向未来进行投资，推动我们自身稳健地向新的供给侧力量转型。
最后，我们相信时间的力量。
在转型的投入上，我们需要有耐心。一年可能无法完成任何事情，但十年可以完成所有事情。在当前的大背景下，高速增长和超速裂变的风险非常大，可能会让我们的企业不可持续。因此，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尤其是在面对长期、复杂且不可控的转型时，我们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耐心，相信通过长期的坚持可以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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