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黄河就享有“母亲河”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赖以生存的摇篮。
但是，黄河同时也是一条给华夏大地造成深重苦难的“害河”。在1949年之前，长达3000多年的岁月里，黄河下游发生决口1500多次，出现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每次引发的洪涝灾害，都给沿岸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黄河流域图
黄河之所以这么容易发生泛滥、改道等灾害，是由于黄河水量在不同的年份变化多、含沙量大的特点造成的，在历史上一些时期猛涨猛落，下游河床抬升形成“地上河”，这些因素极易造成决口和改道，因此黄河一直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
历朝历代，治理黄河一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先辈们在与这条“母亲河”相处的过程中，悟出了许多治水之法。
在传说中的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先辈们基本采用“疏通为主，围堵为辅”的策略，比如我们熟知的“大禹治水”，就是沿着低洼的地势，动用大量人力开挖河道，让黄河沿着既定水道顺势进入大海。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辈们沿着黄河流经的河道两岸，修筑起坚固的堤坝。在随后的两汉到宋元近千年的时光中，历朝历代的治水策略都在奉行“疏堵结合”这一原则。
东汉时期，汉明帝立即派出王景和王吴两位大员进行治水。二人对黄河决口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最后拿出了治理方案，分别是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建立水门等措施。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修筑堤坝。
因为黄河携带泥沙量特别大，已经形成了“地上河”，而进入汛期后，黄河水量暴涨数十倍，泥沙量也相应剧增，不能按照以前的堤坝形式进行修筑。于是，王景决定修筑双重堤坝，将黄河水从内堤的上游水门放出，经过外堤的阻挡，再从下游的水门中回流到黄河中。
这个工程虽然繁琐，耗资巨大，好处却是能将黄河所携带的泥沙大量堵截在内外堤之间，这样一来，既加固了堤坝，又延缓了泥沙堆积而抬高河床，对“地上河”情况有一定的缓解。
宋朝统治者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没有将民生福祉作为首要目的，而是把黄河打造成抗击外敌的军事“天险”。当时，黄河河床逐渐被抬高后，“地上河”的情况较之以往更为严峻，最重要的是，黄河决口产生的洪水冲断了会通河，导致用于南粮北运的运河被切断，届时，无数百姓将会食不果腹，发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
元朝官员贾鲁抵达山东白茅堤后，立即开始了行动，同时开展堵塞决口和疏通水道。在原有决口上，贾鲁派人开挖出一条新的水道，又修筑了刺水堤，作为基础堵塞决口，然后，他又调派了20多艘大船，装满了石块，排列成3行，通通沉在了白茅口的上面。这样一来，通过石船斜堤使河水向对岸涌去，减少了水流冲击的压力，最终将黄河决口堵住了。
明清两朝针对频发的黄河水患，除了采取前人的堵塞疏通等策略外，又提出了“束水冲沙法”的方案，这也成为明清两朝各级官员治理黄河的总纲。所谓“束水冲沙法”，就是收紧沿岸的河道，利用水流巨大的冲击力，冲刷沉积在河床底部的泥沙，达到清淤防洪的效果。这个方案的提出者，就是明朝工部尚书潘季驯。
潘季驯治水时期，他的前期工作主要是通过“塞旁决以挽正流”，将大大小小决口处溢出的洪水通过堵塞，使之进入原有的河道。然后，潘季驯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道两岸，修筑起了大量堤坝，包括用于束水冲沙的近堤、防止洪水泛滥的遥堤、用于挡水攻沙的格堤、起到加固作用的月堤等等。此外，潘季驯又在长堤上修建了溢流坝，使得防洪排泄效率更高，造福了两岸百姓。
清朝治理黄河，同样也采取了“束水冲沙法”，不过，曾任康熙朝内阁学士的靳辅和他的幕僚陈潢，又在此基础上做了不少的改进。首先，陈潢建议靳辅说，治理黄河采取“束水冲沙法”这个总纲没有错，但是要考虑各地的地形、地势等因素做出调整，杜绝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
除此之外，陈潢还给靳辅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光靠中下游围堵疏通、束水冲沙，仅仅只是治标而已，要想彻底解决黄河水患频发的顽疾，还得从源头治理。于是，他向靳辅提出，阻止黄河泥沙下行，方是治水之本。
如今，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黄河治理用上了视频监控、无人机、远程会商系统等高科技手段，不仅能够保障黄河安澜，还能让治水者的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轻松。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水利工作者不断努力，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受黄河水患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