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被导师坑过的研究生，你们还好吗？

12月5日澎湃报道了年关前高校里掀起了一股“报销热潮”，学生们凌晨四点在财务处门口排队为自己的导师处理报销事务。但为什么高校的报销噩梦却成了学生的噩梦？为什么本应是导师的个人事务却要学生耗费大量时间处理？实际上，为导师处理报销等琐碎的事情已经成为研究生的“份内”工作，但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与学术完全无关的工作也让很多研究生不满，激发了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

上图为某高校财务处门口的留言板

笔者在知乎上搜输入关键词“导师”，就会弹出诸如”你的研究生导师有多坑？”“国内研究生跟一个水货老师是什么样的体验？”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能引起大批知乎网友的吐槽。

从网络上充斥的对导师不满的帖子也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紧张。那么，国内高校导师的哪些行为引起了广大研究生的“民愤”？

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是近些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叫法，这是因为研究生普遍要参与导师申请的项目。一些导师会给学生少量的劳务费，而不在少数的导师则分文不给。国内某师大一名青年老师在其导师的帮助下申请了到一个30万的人口研究项目。这位青年老师找来两名本科生负责搜集数据、建模型还有一名研究生负责统筹，之后再也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项目完成后，研究生分到了1000元，两名本科生各分到800元，其余的被这名青年老师和其导师分摊。

有些导师碍于面子不直接克扣学生工资，便以行业规定为由搪塞学生。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提到其导师在谈到给学生定工资的时候，总是会强调用工费不得超过项目总费用的15%，但实际上这名导师把实验受试者的费用也算作用工费。这名学生还向笔者透露，人工费占项目的费用还远远不到15%，“极端一些说，一个博士能用来申请一个100万的项目，从头做到尾可能需要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硕士一个月工资以500元计，3年×500元×11月（假期两个月算一个月的钱）×2个硕士=33000，博士一个月600元，5年×600×11月=33000。当然项目里面一大部分是投资于仪器了，所以很难从一个项目周期里面计算出收益的比例，但即便如此，用工费的多寡也可见一斑了。”这名学生说到。

大部分导师会给少量劳务费，但也有不在少数的导师让学生免费给其打工。国内某Top2高校的一名经济学系研究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该系的一名导师长年让自己的研究生免费给自己干活。该校的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是两年制，但这名导师的学生基本都要三年毕业，因为这名导师为了让学生留下给他干活拖延学生毕业时间，他手下的历届研究生中只有一名因父亲是级别不低的地方官员才得以准时毕业。

除了被逼低价甚至免费给“老板们”打工外，研究生还面临超长时间加班的问题。一些理工科导师在实验室安装了打卡机，要求研究生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一名研究生将其所在实验室工作时间称为“7-11”模式——即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7天，春节和暑假也只能休息一周，工作时间之长已超过大部分上班族。

高校里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虽然形成了老板-员工关系的实质，但在师徒关系的掩护下劳资关系得以模糊化。此外，不同于公司里的员工拥有灵活选择老板的权利，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辞职另谋他处。科研工作的相对较窄，换导师意味着之前的积累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且不一定能换成，需要让新导师承担相应的风险（例如前导师的公报私仇）。因此，即使碰到不满意的导师，研究生大多选择能忍就忍。

除了常年在实验室劳动干活外，学生还要完成报账等繁琐的工作，甚至成了导师的贴身助理。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理工科研究生中也存在于文科研究生中，学生们认为诸如报账等琐碎的工作完全和科研、学术无关，并且占用了大量的个人时间。除了报销外，一些研究生还经常被导师叫去参加会务活动，组织会议，会议的各项杂事就由这些学生负责。

报账、做财务明显与学术无关，但长年累月给导师做项目，泡在实验室里是否能提高研究能力呢？一名理工科研一的学生说：“大部分实验都是在重复重复重复！”因为应用型研究的技术相对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实没什么创新点。其他的理工科研究生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把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形容为“在实验室搬砖”，是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一名接受笔者采访的国内某Top 5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则提到跟导师做项目会有帮助，但不是学术方面，“导师有一些开公司的，就谈不上学术上的收获了，可能是做市场销售的收获。”

为什么导师能够随意指派学生，剥削学生的劳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导师掌握了学生的生杀大权。对于不听话的学生，导师可以通过拖延学生毕业时间相威胁。国内高校学生的毕业有一整套流程，包括发表文章、撰写论文、评审论文、导师意见、答辩、答辩后领取毕业证前导师需要签字。其中的几个环节——发表文章、论文的导师意见（是否允许答辩）、答辩、答辩后离校前导师的同意都是由导师直接决定。其他几个环节，以导师在科研圈浸淫多年的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到操作。从整个流程可以看出，导师对于学生是否能够顺利拿到学位证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只要导师不满意，就不行。然而导师是否满意，这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却并不应该成为唯一。”T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向笔者透露。

正因为导师掌握了控制学生的生杀大权，大部分研究生选择与导师合作。除了这一原因外，研究生要发表论文也必须依附于导师这颗大树。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如果要发表论文，从材料的搜集到最后的发表，学生都需要导师提供资源，“要毕业就得发表论文，要发表论文就得参加导师的项目，毕业论文的题目一般也从项目中出……而且，‘老板’叫你干活是看得起你，你敢说不吗？”一名理工科的研究生这样说到。

导师之所以能够决定学生是否顺利毕业，根本原因在于在“导师负责制”的情况下，导师在金钱和学术上的权力和地位都远远超过学生，致使学生在师生关系中成了弱势群体。“导师制”给予了导师极大的控制权力，却没有给予学生任何监督导师的权力。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不对等的权利关系，赋予了导师任意剥削研究生的自由。一些高校导师利用其在高校内的身份进行“资源倒卖”，开办公司，谋取私利。在导师公司干活的研究生，表面上与导师是师徒关系实则是劳资关系，并且双重关系的混合还导致学生明知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却不敢吭声。

一些研究生也认识到由于缺乏对导师的监督使学生群体处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学生没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进行斡旋，导师之间也没有一个有效机制进行制衡（即导师一人一票否决一个学生的很多事情），使得本来就关系紧张的师徒又因为学术上不能产出一些较好结果，而更加紧张。”一名研究生在谈到理想型导师-学生关系时说到。

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从封建时代开始便是不平等的，老师代表着权威，学生则必须要服从权威。但师生之间这种不平等的权利结构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破除，那就是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和当今高校内的情况一样，1966年之前国内高校由高度服从纪律的党组织管理，各级建立了围绕党委的有效的管理机构。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下级必须要服从上级，处于底层的学生必须要服从老师。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扭转，这套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学生造反派的主要攻击目标。以清华大学为例，1966年之后清华校内的工宣队开始从上面监督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与此同时发动学生和工人从下面批评他们。为了让学生能参与管理他们所在的科系，学校变更了组织结构，师生结合到同一机构，学生直接参与管理教学研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和监督权力。另外，由于当时批判学术权威，严厉指责各种压迫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人敢以权威自居，高校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也敢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同场辩论在，这种民主气氛鼓励创新，有利于科研事业的发展。

高校内部也已经意识到，现有教育体制导致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正在推动一些变革，例如研究生入学第一年必须进几个实验室之间轮转，然后再进行抉择。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学生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就已经联系好导师，确定研究方向。学生相对弱势的地位并不会因为这些细微的变化而有实质性的改进。要真正破除师生之间的依附关系则必须要打破学术权威，赋予学生监督导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