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产业的痛点中是否蕴含重大机会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产业发展日益被重视。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业，未来必将成为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李克强总理近期也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级政府不断推动养老产业发展，但我国养老产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很多方面仍不尽完善，社会化养老的可持续经营还存在一定问题，真正激活养老产业还需破解一系列难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即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0.3%，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发达国家按65岁及以上统计老龄人口，到201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1.38亿，占比超过10%。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在2060年达到顶峰，达4.2亿人。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以及老龄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不断增长的趋势决定了，“谁能满足老人需求”是目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一个投资主题。

就养老产业而言，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使得他们对医疗、照护需求非常大。根据卫生统计年鉴，2013年老年人群的年人均住院次数达到1.99次，超过总体平均的两倍。根据卫生部2008年的调查，各年龄阶段人群的慢病患病率呈现出了随年龄增长指数增长的趋势，老年人群的综合慢性病患病率甚至高达64.5%。与此同时，失能风险是老年人除了疾病风险外另一项较高的风险。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数据，2015年失能及半失能老人数量接近4000万，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加），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数量将会继续增长，形成较大的照护需求。

另外，由于家庭结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覆盖全部的老人，社区养老、机构养老需求增大。具体来说，“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逐步减弱。随着核心家庭化趋势，家庭主要以一代人或两代人组成，涵盖三代人及以上的家庭占比约只有18%，核心家庭化趋势使得原来仅靠家庭养老的文化难以维持。根据六普数据，含有老人的家庭中34%是纯老人或者只有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家庭。对于无子女在身边的纯老年家庭，社会化养老需求较大。

目前，老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家庭供养，但养老金收入的重要性在提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养老金收入占老人主要生活来源的24.1%，比2000年提高了4.5%。与此同时，我国老人整体收入水平尚佳，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统计，2010年城镇老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7892元，农村老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756元，分别占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4%和农民纯收入的80%。

但以上总量平均数据没有反映结构性问题，中国老年人口的实际支付能力相当有限。首先，城镇居民养老金占到了老人收入的87%，农村养老金占到农村老人收入的19%，这是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和农村老人收入的提高可能都依赖于养老金发放规模的提高。其次，全国老人中有大量的贫困和低收入老人，这一部分人口估计在2300万人左右，占到60岁以上人口的10%以上。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伍晓兰研究员的研究，老年人口收入的差异要远大于全人口样本，按照五等分法，最高收入组老人占到了收入总量的68.5%。

与此同时，基本养老金是中国养老金的主体，其他两大支柱难以培育，潜藏深层危机。一般而言，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包含三大支柱，即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退休账户。从总量上看，中国养老金余额总规模仅为4.2万亿元，且其中的结构非常不合理，主要是基本养老金，占到养老金总额82%，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仅占18%。而美国65岁以上老人人口为4624万人，约是中国65岁以上人口1.3亿人的1/3，其养老金余额达到25.4万亿美元，即使不考虑汇率因素，保障程度是中国的17倍；同时企业年金成为了养老金的主体，占到60%。

养老金支出压力的增大使得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改革。2009年以来城乡养老的统筹、2015年以来城镇养老金并轨改革的推进，实际上使得财政负担更为严重，作为一项对冲措施，延迟退休也被提上日程。目前看，基本养老金的缴费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达到28%，进一步提高存在较大压力。后续以基本养老金作为老人收入主要渠道，从而提升老人整体支付能力的可能性非常低。

中国医护资源已有所增长，但仍相对匮乏。根据OECD数据，2013年中国每千人医生数量为1.65人，不及德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匮乏。2013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为3.3张，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仍非常低。考虑到2013年中国人均年住院次数达到0.9次，按100%的床位使用率计算，平均每次住院使用的床位天数仅为1.3天，实际很多住院无床位安排。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对医护资源更高的需求，目前的医护资源难以与未来的庞大需求匹配。

在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医疗资源可及性也存在问题。举例来说，我国很多医院挂号非常难，很多医院为了便于患者推出了电话或网上等更多的挂号方式，而相对于年轻人群，老年人对于互联网等方式并不熟悉，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更差。另外，虽然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增长迅速，但养老服务提供存在不匹配，尤其在对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方面缺乏护理人员。

总体而言，养老产业的核心两大问题是：支付能力不足与服务提供不足。一方面老年人的潜在需求庞大，但目前受制于实际支付能力有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养老服务获取上存在多个问题：例如，老年人在医疗资源上需求大，但可及性较差；养老服务供给增长但对实际需求的满足未明显增长；受制于护理人员缺乏，对失能等刚需人群的服务提供有限。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老年人群正式存在的服务需求决定了老人服务行业具备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老人的需求来看，包括医疗资源需求（主要是老年病、慢性病）和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需求又可按养老模式分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社区日间照料需求和家庭养老的上门服务需求。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中国老年产业的规模到2020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8万亿和22万亿。

同时，政策将推动养老产业发展。从2000年开始，国务院及各部委积极出台文件政策推动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包括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鼓励支持民营进入养老产业，推动医养结合等。

按照2008年老年人慢病患病率计算，预计到2030年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将超过1.5亿人，而目前对于老年人存在医疗资源可及性问题。医疗资源是老年人选择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医养结合模式将会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另外，目前国务院政策也在支持和推进医养结合，提出的目标到2017年，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绿色通道，50%以上的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目前各省市养老服务机构平均床位多数在100左右，存在大量床位较少的机构，相对而言，有一定规模的机构更能推进医养结合，行业尚存大量的发展空间。此外，失能风险形成长期护理刚需，利好优质服务机构。对于多层次的养老机制而言，失能风险形成的长期护理需求是养老服务的刚需，根据中国老龄化科学研究中心调查，中国老人完全失能率为6.8%，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的在16.7%，按此比例计算，预计到2030年，仅完全失能的老人对养老机构床位数的需求就在404万张，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就达202万人。能提供优质长期护理的运营机构将受益。

但目前由于支付能力不足，养老产业中盈利机构并不多。根据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报告，目前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约有40%亏损，51%持平，仅有9%实现盈利。在目前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合适的模式选择和恰当的定位以及优质的管理决定了能否盈利，在目前多数民营养老机构亏损的情况下，能盈利的机构竞争力强，更易拓展。

另外，支付能力问题的缓解和解决有望推动行业发展。具体来讲，保险市场如果启动，可能逐步缓解支付能力不足的困境。老人收入和支付能力无法切实提高，监管层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进行积极调整，我们认为商业保险市场未来能否进一步启动，将是关系到养老产业支付能力的核心问题，而在这之中，财政的作用尤为重要。目前对提高老人支付能力有帮助的险种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健康险和长期护理险，它们分别涵盖老年风险中的收入风险、疾病风险和失能风险，目前看仍处于试点早期的阶段。

与此同时，护工缺口带来大量培训需求，护工职业教育市场庞大。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全国民政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年）》显示，到2020年，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数量发展目标为600万人，2010年养老护理员数量仅为3万人。即使在广州等大城市，目前持证上岗的养老护理员占护理人员的比重不到5%。巨大的缺口带来对专业和半专业养老护理员的大量培训需求，护工职业教育市场庞大。

可以看出，养老产业虽存痛点，但仍有很大空间。一方面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痛点恰是行业发展机遇，对医养结合的发展模式，为失能等刚需人群提供服务的模式，以及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机构来说，都是重大机遇；另一方面，在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潜在需求无法释放，行业中多数机构亏损的情况下，目前能盈利的机构竞争力强、发展空间大。另外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目前政策推进和未来代际变化中有望得到缓解或解决，也将带来行业利好。

目前，我国养老产业仍处于早期，对医护资源的需求较大，养老服务运营商有望最先受益。但如果政策推进不力，可能对养老产业的短期增长和中期盈利产生负面影响。就目前而言，养老产业依旧是一个可继续投资的主题。

本刊记者|冯樱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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