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16日至19日,以“重塑:数字遗产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4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国际论坛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成功举办,大会开设了历史城镇、人工智能、数字石窟寺、考古遗址、三山五园等多个学术专场,带来了近百篇精彩的学术报告。
7月17日,在历史城镇学术专场上,中国科技大学(台湾)建筑系教授阎亚宁受邀发表学术报告,本文将发言进行整理,供大家学习交流。
历史城镇保存活化议题的回顾与展望

一、引言
历史城镇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城镇的保护与活化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旨在回顾历史城镇保护议题的发展,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永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迁背景下的保护策略。
二、价值优先保存观念的衍化
2.1. 从单体到群体的价值观念
遗产的价值概念始于1931年的《雅典宪章》,该宪章提到其不是单体、实质的概念,而是历史场所(Historical Sites)。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讲到“历史文化纪念物的概念不仅是单栋建物作品,而是历史场所的精神”。在《世界遗产公约》里面第一条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强调纪念物、建筑物、遗址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单体,更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有不同层级的价值,不是只有在世界遗产才是值得保存的,不在世界遗产名单上面的更需要我们关注。

图 1 价值属性
2.2. 价值优先保存观念的厘清
20世纪到21世纪的关键议题之一是怎么厘清价值优先的保存。圆明园、颐和园、故宫都有各自的价值,那么乡村村落的价值在哪?多元价值怎么尊重?《世界遗产公约》第5条指出,签署公约的国家不仅要保护世界遗产,还要保护自己国内的其他遗产。所以厘清价值优先的概念要从从四个角度看:首先,澳洲《布拉宪章》的了解价值、发展政策、经营管理;第二,1992年《文化景观公约》的自然环境平台;第三,1994年《奈良文件》中文化真实性的客观评估;第四,《世界遗产公约执行作业指南》的第137款里面提到世界遗产的定义,是包括两个以上遗产点组成的,根据明确定义的连结而产生关系,价值会从一个单体逐渐形成一組關联的价值。
比如说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并非是单一地点的独立存在,而是由多个相关联的地点共同构成,共同讲述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同样地,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地也是一个由11个不同地点组成的系列,这些地点共同描绘流放制度的全貌。这与过去将世界遗产视为单一地点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就是将中轴线作为一个群组、一个整体的概念。例如,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分布在多个地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系列的概念,表明遗产保护不应局限于单一地点或区域,而应考虑多元和系列的视角。

图2 澳洲罪犯流放地,2010 (11個單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核心议题显得尤为重要:价值的真实性和遗产的整体性。此外,杰出普世价值(OUV)的概念也至关重要,它不仅包括价值属性、真实性和整体性,还涉及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OUV的实现依赖于对遗产价值的准确识别、真实性的维护以及整体性的保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措施。没有恰当的保护和管理,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将难以得到保障,进而影响其OUV的体现和传承。因此,保护和管理是确保遗产价值得以持续和完整展现的基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使用一套标准化的评估表格来确定遗产地是否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这一过程类似于一场基于书本知识的考试。通过这些评估,可以明确遗产的价值及其真实性、整體性等关键因素。过去,遗产的价值往往被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或者是商业化的、产业层面的俗气价值,这些观点往往忽视了遗产价值的多维性。

图3 ICOMOS标准化评估表
遗产的价值不仅包括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抽象价值,也包括对地方经济有实际影响的具体价值。正如孟子梁惠王篇所言:“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我们既要重视遗产的精神价值,也不能忽视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这种平衡的认识才是关键。
然而,如果遗产保护过程中缺乏人的参与,没有与当地生活紧密结合,那么所谓的遗产保护或活态遗产就会失去其真正的意义。活态遗产的核心在于人与遗产之间的互动,以及遗产与当地社区生活的融合。没有这种互动和融合,遗产就无法真正“活”起来,其价值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传承。因此,遗产保护工作必须考虑到人的参与和与当地生活的结合,这是确保遗产保护工作成功的关键要素。
在历史城镇和聚落的保护实践中,我们以金门系丛林聚落为例,强调了祭祖、信仰和常民生活等文化实践是聚落保存的核心要素。如果仅仅因为更新空间而将原住民搬迁,导致传统生活习惯消失,那么这样的保护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它忽视了活态遗产中人的重要性。从上世纪的《华盛顿宪章》到2011年的《瓦莱塔原则》,国际社会已经明确指出,保护工作必须关注人的参与和活态遗产的持续性,无论是聚落还是历史城镇,都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
ICOMOS大会自本世纪初每三年举行一次,其议程的变化反映了保护理念的发展。例如,2011年的《巴黎宣言》探讨了旅游观光与遗产经济学的关系,强调了当地民众参与的经济学的重要性。2017年在新德里举行的ICOMOS大会提出了民主的概念,指出没有民众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民主。2023年9月,ICOMOS提出了四个“R”:回复力、责任、权利、关系,强调了保护工作中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展望2027年,ICOMOS提出了五个未来目标,包括准备、应对和复原,特别强调了人类应对气候变迁和永续发展的整合,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需要与文化、环境和社会等多个议题结合起来考虑。
三、永续发展目标
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是联合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而制定的一系列目标,旨在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目标共有17个大项,涵盖169个细项,涉及减贫、教育、健康、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旨在到2030年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2019年,UNESCO发布了《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文化专题指标》,指出,文化应被视为经济、环境、社会以外的第四个支柱。文化可以被统整进去永续发展的架构,对于17个目标都做出贡献。其中CSR(全球盟约)、ESG(责任投资原则)、SDGs(永续发展目标)等能帮助我们很好地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切入。

图 4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四、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其下的缔约方大会(COP)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平台。当下气候产生剧烈变化,例如2024年4月16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历了75年以来最严重暴雨、澳洲森林大火、加拿大暴雨、南北极冰川融化等。
自2005年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以来,国家和社会的灾害恢复力一直是讨论的焦点。这与文化有何关联?实际上,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并未忽视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2005年兵库宣言中强调,建设国家与社区的灾害恢复力,其中文化扮演着关键角色。
自1992年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以来,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议程的一部分。在1997年京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上,大多数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美国因排放量最大而未签署。随后,“蝴蝶效应”一词出现,地球上各地的环境变化并非独立的时间,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产生关联性。怎么进一步组织全球暖化趋势,成为主要议题。
《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气候行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最近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各国文化部长共同发表了《基于文化的气候行动宣言》文件,明确指出文化在气候行动中不可或缺。因此,ICOMOS积极参与气候变迁行动小组CCHWG和CAWG,并与国家地理学会合作,成立了“Preserving Legacies”项目,出版了《我们过去的未来:议文化遗产参与气候行动》文件报告。2021年,提升气候行动小组(CAWG)强调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更有效气候行动的关键,这涉及到社区的利益、生活、经济与文化遗产权利的紧密联系,相关指南《Climate Justice and Equity Guide》也应运而生。
五、结语
在世界文化遗产公约50周年之际,强调了世界遗产在韧性、人性和创新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应变能力和恢复力。韧性环境不仅包括个体,还包括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在传统城镇保护中,城镇的结构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因此,未来传统城镇和村落的保护工作应包括气候变迁、文化韧性、恢复力与传统知识,这些都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遗产公约推广的5C策略强调了宣传沟通的重要性,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

图 5 5Cs策略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 | 秘书处
ICOMOS-CHINA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by Digitalization | Secretariat
裴唯伊 杜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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