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安
距离北京约130千米的一座小县城。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拥有着散发香气的土地、直接饮用的溪水、多到钓不完的鱼、柔美的夏夜和香甜的桃子，这是文安人印象中的过去。
一本带有红色塑料封皮包的小册子改变了这座小城的命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被称作“红宝书”。
也许是受到了“红宝书”里毛主席所说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感召，从70年代开始，文安县赵各庄镇尹村就有人到北京的塑料厂回收“红宝书”的红色封皮，拉回村子里的集体塑料厂，加工处理成供浇地用的水管。
塑料回收行业与文安的不解之缘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结下的。
改革开放之后，集体塑料厂转变为承包到户的家庭式塑料小作坊。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塑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尹村的废旧塑料产业吸引了众多废塑料厂商来寻求货源。
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急需大量的塑料，以石油为原料生产的新生塑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于是以废旧塑料为原料生产的再生塑料便开始填补这一巨大的缺口。
废塑料带来的财富与噩梦
北京，是中国发展最快、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而生的是极速增长的塑料垃圾。
居民每天消费的大量塑料袋、饮料瓶、快餐盒，在被扔进垃圾桶之后没人会再关心它们的去向。只有拾荒者会翻看垃圾桶里有没有值得拿去卖钱的物品。
毗邻北京的文安，因其闻名的废塑料加工产业，自然就成为了这些废弃塑料袋、饮料瓶、快餐盒的归宿。至少在2011年以前，每天都有上千吨的废塑料从北京、天津运入文安，境内的106国道两侧堆满了各种废塑料。
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本国的废塑料无法满足时，废塑料商们便开始从国外进口。很快，国外进口的废塑料就取代了本土的废塑料。
在新世纪的前十个年头，每天总会有许多满载着各种废旧塑料的卡车在天亮前来到文安县城大街旁一条400米长的辅路上，路的两旁挤满了等待废塑料的摊位。
每天送到这里的废塑料中约有七成是连夜从港口运来的进口废塑料。其他废塑料都是从北京这些临近城市里运来的，相比毗邻城市的废塑料，美国欧洲进口的废塑料质量更优。
于是大多数中国塑料厂商更倾向于采用进口废塑料，“使用进口废塑料对厂商来说经济效率更高”。
在文安，当地人或多或少都与废塑料有着联系：要不经营废塑料加工小作坊，要不在作坊里打工。
全县有8个乡镇、上百个村街从事着与塑料有关的行业，从业人数超过10万人。与废塑料有关的一切，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运输、分拣、加工、销售，乃至塑料清洗设备的制造、销售、维修。
这里是塑料王国，全球废塑料再生行业的中心。2006年，中国有约6万家小型家庭塑料回收作坊，其中2万家在文安。
废塑料在给文安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文安带来了噩梦。满大街毫无防护设备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家庭作坊让环境变得肮脏、有毒、死气沉沉。
清洗废旧塑料的废水随意排放，加工完后剩下的废料随意堆放，坑塘都变成了臭水塘、垃圾场，再也见不到多到钓不完的鱼；到处焚烧的塑料让空气变得刺鼻，未燃尽的塑料沫飘荡在空中，让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黑灰色。
彭博社记者亚当·明特在曾这样写道“文安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这里没有一点绿色，如死城一般”——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
被破坏的不只是环境，还有文安人自己的生活：喝水只能喝500米以下的井水或桶装的纯净水；当地年轻人连续十多年征兵体检不合格。
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低，除了高血压，肺病也困扰着当地居民，有人甚至因此丧失了行动能力。
这是文安最好的时代，也是文安最坏的时代。
禁令实施后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1992年起，中国累计进口了1.06亿吨废塑料，占全球废塑料进口量的45.1%。2016年，中国的塑料加工量是7717万吨，其中回收国内的废塑料量是1878万吨，进口的废塑料量是735万吨，进口的废塑料量占到了总加工量的1/10。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进口废塑料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废物处理企业来说，本国垃圾处理的高要求和高昂的人工成本也使得它们乐意将塑料转移到中国处理。
但是监管的缺位和粗放式的处理方式给众多以处理进口废塑料为主要产业的地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文安只是一个缩影。浙江台州、山东莱州、江苏耿车等地，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
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方案》的要求，在2017年年底前，要禁止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
目前禁令已经给中国的废塑料进口行业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今年4月19日，生态环境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更为严格的进口要求：从今年12月31日开始，工业来源废塑料将从原来的《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
这意味着废塑料进口时代即将面临终结。
作为曾经的废塑料第一大进口国，中国的“禁废令”已经给全世界的废塑料处理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全球废塑料贸易流向改变
今年之前，美国每年会向中国出口142万吨废塑料，这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第六大商品；英国每年产生的包装塑料垃圾有220万吨，其中出口中国的大约有50万吨；德国2016年向中国内地和香港出口了150万吨废塑料，超过德国废塑料总量的一半；新西兰去年向中国出口了5万吨废塑料，总价值达9000万人民币……
“禁废令”把这些塑料垃圾挡在了国门之外。
今年6月，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到2030年，中国的新政策将影响到1.11亿吨塑料废弃物的处置。所有这些垃圾须被转移到其它地方”，而现实中转移正在发生。
东南亚国家正承担起中国曾经在全球垃圾处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一些中国回收商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开设工厂，抓取商机。尽管如此，以东南亚国家目前的处理能力仍然远远无法填补中国关上大门之后所带来的缺口。目前，东南亚等国也开始仿照中国对废塑料行业进行严格管制。
废塑料出口国们必须做出改变。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今年年初时候承诺将在未来25年内消除可以避免的垃圾。在一次演讲中，她曾敦促超市设置没有塑料包装的散装食物通道。
欧盟计划对塑料袋和塑料包装进行征税。今年1月份，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塑料战略表示，如果再循环能力增长4倍，到2030年将为塑料分类和回收行业创造20万个工作岗位。
日前，法国政府为实现在2025年将塑料垃圾回收率提高到100%，正试图引入一种惩罚制度，迫使商家店家放弃用“不可再生塑料”包装商品。
长远来看，中国的禁废令正使得这个世界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继续毫无顾忌地购买、使用、扔弃塑料制品的话，“世界或许必须学会接受文安及类似地方存在的现实”。最坏结果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江河湖海乃至我们自己都被塑料统治的塑料星球。
文安的未来会如何？
从2011年起，政府开始对文安泛滥的塑料家庭作坊进行整顿，数千个小型家庭作坊被关停。尽管后面仍有反复，原来车来车往的“盛况”早已不再。
环保人士谢新源在去年7月探访文安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街上的店铺、村民的院子大都大门紧闭，没有生产的噪声，空气也没有塑料的异味。
这一切都发生在“禁废令”颁布之前，似乎是为“禁废令”提前吹响的号角。
“禁废令”实施之后，文安的塑料行业变得更加冷清。今年3月对文安的回访让谢新源发现，去年尚有零星生产活动的文安东都产业园废塑料处理区，现在已经门可罗雀，还在开工的工厂只有一家。
赵各庄镇上绝大多数临街商户已经把招牌上的“塑料”两个字拆掉，只有偶尔从外地过来兜售原生塑料的卡车让人能够想象一下当年全球废塑料再生中心的热闹景象。
那些没了塑料的文安人去了哪里？
大概有两到三成的人离开了文安到周边某些隐蔽的院落里继续从事这个行当，有一半的人彻底转行，而剩下的人则还在观望。
文安的人们已经不再留恋塑料，雄安新区的建立，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新的想象：这里的房价已经从五六年前的30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万元左右，政府的规划预示着这里未来会有机场、生态开发区……
原本每天都会漂洋过海来文安的废塑料失去了昔日的乐土，不得不重新踏上寻找家园的旅途。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对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废塑料们来说依然是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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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球研究所
作者：夏志坚
编辑：全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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