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不论是ICL还是公立医院的区域医学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区检”），从定位上看都是为医院提供检验服务。两者都将会降低医疗机构运营成本，减少政府财政重复投入，实现检验结果互认，使现有的医疗资源通过整合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切都符合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的医改精神。问题在于这两者的区别在哪？
实际上ICL和区检都属于西方现代医学的“舶来品”，都起源于美国。ICL起源起于社会大行业的精细化分工。最早的ICL就是公立医院的附属实验室，进行商业化运营，作为上层医院接收下层医院检测需求的途径。时至今日，美国医学检测市场已经形成了以公立医院附属检测室、个人诊所附设检测室和ICL三种模式的竞争格局。而我国的“区检”就类似于美国的公立医院附属检测室，不过国内公立医院具有公益属性，不允许商业运作。
现在国内大多数的报告里喜欢用一个数据，就是我国的ICL渗透率跟其他国家的对比，来显示国内ICL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与美国(36%)、日本（67%)的渗透率相比，而当前国内给的数据只有5-7%，但是这份数据可以直接类推到国内么？
恐怕不行。
因为日本、美国和国内的医疗体系是倒过来的。日本、美国的是以小型医疗机构为主要患者流量的入口，而这类医疗机构对ICL是天然的依赖，而国内刚好倒置，国内的公立医院均一性导致高等级医院为患者主要的就诊地点，根据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19年占国内医院总数8%的三级医院，承担了国内医院端53.53%的诊疗量，而二级医院19年占国内医院总量的28%，只承担国内35%的诊疗量，一级及以下医院则更低。到检测收入上差距更大，19年国内三级、二级、一级医院的检测收入（包括门急诊+住院），三级医院收入2612.8亿元，二级只有959.8亿元，一级只有24.3亿元。根据上述的逻辑，三级医院这类大规模医院目前整体对检测外包的意愿非常弱，对部分特检业务比较有兴趣。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当前国内的三级医院主导的医疗体系，国内的ICL行业的天花板可能并不像大多数研报中预测的那么乐观。渗透率低下的同时，由于是商业公司需要盈利，尤其是ICL巨头都是已上市或者正在走资本化道路的公司，来自股市或者资本的压力必然对ICL管理者的经营方向产生巨大影响，这也导致其选择必然有所“偏好”，比如更愿意做附加价值高的检测项目不愿意做低价值甚至亏损的检测项目，更愿意拿现有医疗机构的存量检测量而不愿意去乡镇做基础工作，更愿意在北上广等有量的大医院里去挖掘，而不愿意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困难问题。总的来说ICL公司目前的主攻方向并非帮助条件欠缺的中小医疗机构开展必要的检测，而是向现有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要存量，那么为什么医院要把存量给ICL公司呢？这也是为什么作为ICL公司却有着巨大销售费用的根本原因。
而公立医院的区检即使面对区域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也要在贫困地区开展检验服务。这是由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决定的。而要在贫困地区提供检验服务，离不开基层医疗和分级诊疗的推广，带来的是基层医疗专业人员和设备的补足，补足后的基层医疗体系拉动了患者人群的就诊率，从目前执行的地区看，分级诊疗和基层医疗的推进，能大幅带动当地民众的就医率和治疗率。但是基层医疗机构规模较小，患者流一般较小，虽然对ICL比较刚需，但ICL想要去拓展到这些医疗机构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并不会比二级及以上医院少很多（新增人员、物流等成本），指望ICL大幅开展相应业务不切实际。
ICL不愿去做的地方，只有区检去做，因为我国医疗资源的主体是公立医院。从政策职能趋势看，区检还需要对区域内医疗、健康、公卫等需求的进行全面覆盖，需要实施区域内医学检验样本全溯源链的过程监控和生物安全管理，公卫防疫、慢病管理以及健康管理也需要高效率高覆盖率的检验服务，而这些工作当然非公立医院莫属。
原贫困县人民医院区检建设成果
就目前全国范围来看，关于区域检验中心的建设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期。但在区域检验中心的建设上，实际标准的执行和可操作的执行文件尚待统一。区域检验中心的建设对体外诊断产业集成化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方法统一、标准统一、结果统一的前提下达到检验结果的互认。
但这在非紧密型的医联体内很难实现，即使在县域内的医共体（医联体、医共体有着极大的差别）有条件构建区域检验中心，也是以壮大国有医疗业务能力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希望标本不要送到第三方，而是要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要求比现在的检验科投入更少，运营更高效，决策者们支持这样的模式，谁也不会冒着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流失的风险决策未来。
可以预见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检验中心建设，在解决好统一绩效、统一行政、统一人力资源、统一区域管理的前提下，将会有大的发展前景，否则在松散的医联体下不可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检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