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投资的企业是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微观主体而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把握整个宏观经济趋势的话,那你的投资毫无疑问会是很糟糕的。

我想跟大家讲讲,分享一下我们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
因为我们投资的企业是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微观主体而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把握整个宏观经济趋势的话,那你的投资毫无疑问会是很糟糕的。
我们怎么看待经济增长的问题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把握一个事情的主要矛盾,往往只有一条非常明晰的一个主线,你把握这个矛盾就可以了。别的问题,诸如央行调不调准备金率;调不调息;或者房地产限不限购,我觉得对一个大的经济格局来讲根本不重要。可能对于一两个月、半年、一年的事情是重要的,对于长期格局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觉得怎么判断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路径呢?谈三点。
第一点,需求。
一个经济为什么要增长,增长的根本就在于人类要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这是人不断劳动和赚钱的根本动力。我有一个同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弗洛伊德说,相对于人类的精神需求来讲,追求原始欲望的刺激要强烈得多。非常对。绝大多数的人实际上在中国,基本的物质条件还没满足,没有车、没有房,吃得也不好、穿得也不好,所以他有非常大的动力去让自己过得更好,这种追求的动力是中国经济往上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量。
第二点,供给。
就是这个经济体有没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空间?按照OECD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均产出效率是美国的24%,日本的人均产出效率是美国的76%,韩国是美国的65%,就是中国的整个生产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在一个生产效率低下的国家,我们通过资源的改进,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大量地增加供给的最根本原因。如果今天中国的生产效率接近于美国,那我想我们可能是存在问题的。

第三点,我们有没有外部的条件,来实现供给满足需求。我觉得有三点。
1,潜在的制度。在我看来不管中国的政治格局做如何的变动,走向市场化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两个人做一个改变,以毛主席这么大的能力,他也只把中国的发展延迟十几年的时间,何况别人呢?我觉得中国走向市场化、走向繁荣这个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出现毛主席那么强势的领导人了,所以潜在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要走向市场经济的。
2,政策。在我看来不管整个中央的政策做过如何多的错误,大的方向还是在维持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向上发展的。我认为根本性的错误中国现在没犯,未来也不会犯。
3,资源空间。我觉得资源空间有可能出现问题,如果中国产出再增加一两倍,意味着中国的资源消耗按照现在的经济结构,就要增加两倍,那么全世界的石油都要被我们用光,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的资源问题怎么解决,是通过占有更多的资源,还是通过内部的结构性的改善来解决,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在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今天我们也邀请了祥峰投资管理集团董事总经理郑俊聪先生,他是我们海外公司的基石投资者。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说我一眼就知道过来的人是大陆人还是新加坡华人,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如果你看他的眼神里面充满着饥渴那肯定是大陆人,你看眼神安详而充满阳光的微笑,那肯定是新加坡人,屡试不爽,从来就没有看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太渴望发展,太渴望致富了,这种巨大的欲望和推动力,在我们目前的制度下面,是一定能够让中国经济滚滚向前的。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有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根据中国的产出和增长,包括过去的惯性,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在通货膨胀保持在8%左右是可能实现的,扣除通胀之后能够达到5%左右的实际产出增长,在未来20年中国保持6%的增长,扣除通胀3%的增长,从全球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的平均增长率是3.1%,从1945年到2009年,过去的20年来全球的平均增长是2.1%,扣除通胀之后全球的平均增长不到1%,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在未来的20年还将大幅度地领先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坚持做投资的一个最根本的经济上的考虑。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我们对20年或者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赶超型经济,我们把它概括为学习型,就是跟着别人学的。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制度决定了中国人很少有创意,从我们出生那一天起,我们精神上就受到了奴役,其实我算是一个很追求自由的人,但是只要我生长在中国,那我精神上就是被奴役的,我很难做出一个创意或者创造。我们下一代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难以在发明创造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学习型的经济是有极限的。

全世界另外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就是日本,它学欧洲和美国,它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做得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他就会面临着瓶颈,因为他不能创造。日本经济什么时候走向停滞?我认为,其实并不是因为日本所犯的那些错误,而是因为当日本丰田汽车产的质量和奔驰都一样好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经济,你就不可能再往前了,但是你要从一个学习型经济转型为一个创造型的经济,那这个过程很艰难,要从根本上激发人的创造力,需要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20或者30年之后,当我们中国人和欧洲、美国整个生产效率相接近的时候,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瓶颈。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拐点到来,从物质上讲,如果比亚迪生产的汽车和奔驰车的质量一样好,那就没什么可学的了。第二,从个人的物质追求上来讲,如果中国人对物质追求的欲望已经慢慢降低转向精神追求,我举例说如果中国的博物馆比夜总会的数量还多的时候,那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就基本结束了。
作者:黄晓捷(君财金服股东)
来源:《黄晓捷在嘉兴南湖2011 年投资者年会上的演讲》(节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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