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创业青年在产学研领域的创业路与探索“贺印超，王立言”《上海都市夜行人》采访

　　因为我喜欢的事情会喜欢钻研。比如以前招生带班，既然带班我就要研究班级来读书的学员情况，他们来的目的、需求，企业情况，客户群体，产业链等，个人爱好，为人性格、需要的资源等，我都会用心分类对接匹配，现在做产学研也是，需要非常了解技术、了解研发，对精准度要把握得非常好，才能有效快速匹配，帮到供需达成合作。在之前的企业家教育工作中，给不少同学提供了资源帮助，同时自己也积累了很好的教授资源、企业家资源，自己也得到了收获和成长。

　　我是相对有点腼腆的人，通过几年工作和学习，尤其是在课堂上和专家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精髓知识，经商的理念，商业的本质、未来的趋势，包括一些技巧，战术等。很巧，在温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那边设置了分校，在温州当地招生教学，我有幸参与负责招生教学带班工作，一待就是几年，看到了温州商业的大起大落。

　　是的温州人天生就有经商的基因，商业氛围浓厚，都想自己做，喜欢创业，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温州人喜欢抱团，讲情义，同学之间如果有个很好的项目，说一起做就一起做了。不过也有一个弊端，09年10年温州金融危机冲击温州最大原因也是太过信任二字，当大家非常好的时候，彼此都非常相信，借个几百万上千万说转过去就不用打欠条，出现问题了，就把整个身边都连累了。

　　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出了问题跑路，关门，也有一些挺过来了，现在发展很好。

　　对的，都是好朋友，通过这几年大浪淘沙，有些企业沉淀下来的都是不错的，我们做了一个统计，走出去的企业都还不错的。

　　我是农村的孩子，机会比较好，接触交通大学这样的平台，感觉成长了很多，天天和精英中的精英们，商人中的商人们打交道，交大的平台还是非常好，现在学校有很好的政策，每年都会给一次出国去德国、以色列、硅谷、日本等地，通过努力都可以跟这商务团去看看好的企业，好的大学，和著名企业家著名教授交流探讨学习。

　　我俩只是其中一块干活的人。员工加股东一共是10个人，做事情的是6个人。我们现在接触很多项目就是他抱过来一台机器，我是进口的，能不能帮我模仿出来，只要功能差不多就行了。他们想的太简单了，人家多少年研究出来的东西，每年投入大量研发，你抱过来我帮你找老师就山寨出来，没那么容易。

　　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在我的科研工作过程中我体会到中国人还是非常聪明的，包括教授，他们做学和研，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很多国外回来的教授。但为什么大家还都说学和研做的不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做的不好的地方是科研跟市场的脱节比较厉害。高校的科研方向有点像计划经济的时代，科研方向围绕着国家的科技计划指挥棒在走，市场要什么，在一些领域学校和企业分离的非常远。而国外的企业是直接参与到学校的学和研中的，国外老师在做的课题，很多是根据市场来做。国内的老师很多的精力可能就集中在国家的重大方向上，而对于市场急需的，可能技术含量可能不是那么高的技术，他就投入了很少的精力去做，所以导致中国学研跟产之间或者说学研跟市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我觉得这块应该是我们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

　　同样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些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一直在做制造业，基本上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我立马自己来生产，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生产、销售，可能一个公司销售团队占了公司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员，但是工程师可能数量比较少，他们和老师沟通就存在很大问题，这也是中国企业在产学研过程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像国外，比方说谷歌有很多工程师，他跟老师谈一些市场上的问题和技术上的问题，完全双方能马上联系起来，老师做出来东西，企业马上能用，中国企业要跟老师能有一个很好的、有效的交流，我觉得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难。

　　通过我们最近的好几个项目，我们跟企业家交流，我觉得需求花一定时间与企业交流我才能明白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我还要把它转化成科学家熟悉的语言翻译给老师听，然后他们之间才能坐下来谈要做什么、怎么做。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医院里的“分诊台”一样，这个作用是不能缺少的。企业他们只能知道自己的企业有问题，类似于就是我感冒了，但他不知道医院那么多科室里的哪个是适合我的，有可能是呼吸道、内科、外科。我们这边我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具体的面临的问题翻译成一个科学的问题，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来和他们探讨问题，经过这样的工作才能把他们俩拉到一起。这一块其实就是学研跟产之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这块呢就是大家都想做，但是还没有做好的地方，老师说的东西企业不认可，企业说的问题老师无从下手，这就造成双方浪费大量的时间成本，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个工作就需要既要懂企业又要懂科研的人来做，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将企业和高校结合起来。

　　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企业和教授谈好了，开始研发了，利益分配上又遇到很大的问题。老师有老师的出发点，老师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再报预算的时候他会多报一点，因为他会把自己的知识的价值也放在这里面，但是企业从一种生产的角度说你这个成本就是这么多，凭什么我要多给你钱，完全没有考虑到老师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老师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他把知识的价值跟成本混在一起谈了，这样双方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例如，老师可能说我在研发过程中需要一个原材料，原材料的市场价可能五块钱，于是老师就把知识的价值这一块也放在一起，报价就是十块钱，但是企业他知道市场价，就是五块钱，你老师凭什么要十块钱。那这里面，老师跟企业之间就出现偏差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师说，你把你的成本和知识的价值分开来谈，成本该是五块钱还是五块钱，那这样企业也容易认可，你多出来的五块钱知识的价值，你跟企业摊开来讲，你说企业你赚了钱以后，你分一部分给我，这样企业也比较好接受。这样一方面成本确实是比较合理，然后后面老师知识的价值就体现在企业赚钱以后，企业赚了十块钱，再分给你一块钱，这样对企业来说企业赚了钱，企业再分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分给老师的钱也就是对老师知识的价值的承认。如果说之前企业就把钱给老师，对企业来说有风险，反过来这样企业也就容易接受。

　　对，就是我们目前在交大上课的这些校友为主，大概销售额在一个亿左右，大的也有十个亿左右的中小企业，一般这些企业才会有技术上想进一步或者说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环保问题要改进自己的技术这样的需求。那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一块的企业跟我们的贺老师和陈老师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熟的一个群体，我呢是跟高校的老师这个群体比较熟悉。我们团队就一起开始配合来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