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委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数字农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委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合兴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
郭峰先生长期致力于乡村治理模式探索、乡村产业重构顶层设计、整村运营体系落地等领域的研究与落地。
在为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合兴村大胆创新，郭峰先生以“传统文化＋数字化”乡村治理为抓手，率团队在合兴村首创基于数字乡村平台的“整村运营”模式。
基于浙江搜空科技多年来以来的数字化技术底层与优势，结合合兴村目前的资源现状、产业基础，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合兴村的现有资源实现高效整合、优化、投资、建设、运营， 促进村集体合作社数智化转型； 通过家风家教研习班唤醒了大家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激发村民建设“五合·兴村”的使命感。“传统文化 + 数字化”践行双创，重构了乡村新价值，努力探索中国特色乡村善治新思路。
郭峰认为，乡村振兴不能只强调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应注重发挥基层治理现代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
那整村运营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想要进行整村运营的合作前提是什么？整村运营究竟采用怎样的模式，让合兴村在短短14个月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期，郭峰先生将一一为大家解答。
Q：整村运营中，最关键的是数字化吗？
A：“数字化”本身只是工具、是技术，它提供了一种能够用技术让乡村更好的可能，这是我们认知它的前提。
其实，很多事物成功与否都源于“人”。首先是找到对的人。技术对我们而言是成熟的，人一旦对了，技术在他身上就不是简单的加法或乘法，甚至会呈指数级的增长。所以，“人”是整个事情的基础。
我曾经只用数字化去做基础性放大，但学了传统文化以后，突然发现：技术始终是术，真正的核心还是文化。尤其在整村运营中，文化催化的力量比技术本身要大。所以，整村运营落点的选择，真正的核心是选人。
Q：整村运营的具体合作对象是谁？
A：在整村运营中，合作对象是村集体，是村支书；村支书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一干就是一二十年，所以我们会选择与村支书合作，选择在有长生命力的村去经营。
我们的角色更像是供应商，是与村集体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去赋能中国的乡村，与乡村一起，将文化与数字化形成命运共同体。
所以，选对村支书的重要性就在于：所有事他都会往正确的方向去走，而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数字化、文化，这都只起到了辅助作用；最后的事情都是他带着他全村的老百姓一起朝正确的方向去走。
Q：开展整村运营的合作前提是什么？
A：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在体系框架内去挑选合适的村庄来做整村运营，这是能够合作的前提。而整个体系从顶层角度来讲，我们在开展具体合作事宜之前，首先要参加为期7天的《乡村振兴家风家教研习班》。
Q：平原地带，村喇叭一喊就能号召大家，整村运营、数字乡村建设真的有必要吗？
A：无论是乡村振兴、解决内需驱动力不足，还是解决城乡融合，城乡生产要素的流通。数字乡村，它除了有喊一声的功能，更多的功能在于能把在家的与不在家的，本村的和非本村的人的人心和资源联系起来。
在家与不在家的： 以合兴村为例，总人口是4,863人，但在村的只有1,000多人；数字乡村绝大部分用户是不在家的人，他们虽然外出打工了，但非常关注家乡发展。为什么关注？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村里的老年大学，父母的动态以消息推送给他们，儿女们每天都会关注。
本村和非本村的： 我们现在有四十几户新村民，新村民就是指不住在本村的，他更会用到。因为平台囊括了数字化确权、积分、分配，很多能力都集成到平台以后，村里的集成自律、各方面发展都会在平台上体现。是比村支两委现有靠人去喊、去治理更强大的一套综合治理体系，因为它有内在推动力。
Q：传统文化+数字化真的能为整村运营赋能吗？
A：“传统文化 + 数字化”两者的结合，就会产生天然的化学反应。如果数字化没有传统文化，那它只有术没有道，很难把人感化，很难让人跟着你一起前行；如果只有文化，没有数字化，那它很难长期持续的转换。所以，现在我们在合兴村做的事，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两化”，是两化的深度复生、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内核。
现在的合兴村，你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是做一个数字化平台，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做传统文化的培训；因为但凡只是去做传统文化的培训，那效果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但凡只推进数字化，也不会是这样。
而且，我们发现：传统文化在各领域都可以转化。在青岛城阳区研习班接触其他行业领域，包括医疗、金融，他们学了以后产生的变化，都可以有很大的转化力。 而我本人目前专注于乡村转化，用传统文化和数字化将它转化成为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
A：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组织者、参与者，还是学员，都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学完以后，只是读了两本书呢？还是真的应用到你的工作岗位，真正把它转化为生产力？让你的产品体系、工作环境、前途都发生改变；但凡发生改变的都是做了转化的，要不然是很难的。
Q：请问整村运营的模式是怎样的？
A：我们把整村运营的模式叫O+EPC，O是运营，EPC是共建。但这里有个前提：当地政府是需要出运营的钱。比方说我们能够有底气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使你这个乡村成为标杆，但这一年到一年半的运营费用要归当地政府（县一级政府：现在一般都是县一级政府出钱）。这并不是让整个县的一两百个村都马上变好，没那么快，而是先树立一个典范、标杆。
当一个标杆树在那里，大家都可以来学，它是开放的。你可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回去办老年大学；可以学习用数字化的方式回去做整村运营。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把这个模式叫O+EPC。
在运营费用方面，团队的人工成本，基本几十万就可以开始运营一个村。
Q：O+EPC中的运营路径，都是相同便于复制的吗？
A：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资产建好以后，并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运营来产生收益。基于此，我们将 O（运营）放在前面。
O是需要人去运营，你只有运营才知道本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以合兴村建数字乡村平台的路径为例，如果合兴村是AB一条路径，那其他村不会是这样一条路径，它有可能是AC/BG/.....的路径，因为它是根据运营的需求去建设。但如果把数字乡村先建好，再给你去运营，你是没法去做的，因为那并没有结合前期的需求来开展规划与建设。
所以O+EPC真正体现的是“从心出发、从需求出发、从自身出发，推动社会资源来投入共建。”这是我们现在学了传统文化后不一样的地方，能在古圣先贤的典籍里找到指点，找到不断前进的心灵依指，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
Q：打通销售渠道，就能解决乡村农产品销售的问题吗？
A：这个世界上好产品很多，现在不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一个物质冗余，甚至非常过剩的年代。所以，不是好东西就一定能卖出去。
时下市场并不缺销售平台，也不缺销售渠道。那这么多平台摆在他们面前，他的产品都卖不出去，其核心的原因不是缺平台、缺渠道，而是他产品本身就应该要优化。
往往我们在做乡村产业调整的时候，我们不会从结果上去做调整。往往都是从源头改变产品本身的属性、优化产品的消费场景，甚至为了符合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去做很多产品的升级，它不仅仅是包装升级，如果仅仅是通过品牌、促销、一些小花样儿，已经很难刺激现今的消费者了。
所以，我认为整个商品的流通中，如果只盯在结果交易的环节，那会很累，而且很难帮到别人。你既帮不到卖方、也帮不到买方、同时也帮不到自己。如果没交易，你就是再先进的数字化平台都没有意义。
Q：我们能出钱全权委托你们来帮我们做治理吗？
A：如果说有个村支书过来说：郭总，您派几个人帮我做一下，我给你钱。那我就笑笑不往下说了。因为一个村庄的发展，你要向外求，你要指望外来的力量，指望政府的力量。你本身少资源、少资金，希望派一堆人来帮你把村建设好，这显然不符合事情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数字化平台的核心不是建设，建设它不是重点，投入资金就能做到；核心还是在于村支书、在于运营，在于你怎么去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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