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走过的路
1949年制度的更替，我们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最后建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1979年开始体制的转换，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从前的增长模式是速度型的而不是效益型的，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2003年以后我们逐步做到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增长。
1.一分为二地看计划经济
1949年我们开始循序渐进推行计划经济，这在当时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只有走这条路。
苏联援助的150多个项目都是国有企业，这为我们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问题，主要是效率比较低，也没有真正解决公平问题。
2.体制改革
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城市，结果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体制上改了，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就延续下来。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了。
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资本主义就出来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最后变成了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制度还不变，但是延续下来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三项重要改革。就好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三个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层层波浪，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3.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最终价格改革暂停，方向转到了企业改革，推行股份制。可是股份制的推行波折很多，有重重阻碍，几次受到批判。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市场西方国家有，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好将来再关嘛；股份制西方有，我们一样可以有嘛。于是开始做实验，到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因此，价格改革不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而是整个改革的最终成果，价格全部放开是改革的最终成果，到现在还要继续改，比如有些资源价格要放开。但是企业改革是关键，企业改革最重要，要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经济转型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要投资。
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们的经济最好是V字形的走向，滑下来就立刻上去。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受到欧洲美国市场复苏影响。宁可慢一点，变成U字形的，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再上去。
二、大变局和新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又对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
提高中国特色经济学建设水平，一个重要前提是正确回答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在哪里，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
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虽然可以建立一批大型工业企业，但效率不高，代价过大，而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新的形式凝固化了。
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以前，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感到满意，只有少数人察觉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并且越来越具有出口依赖性质。
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在政府加大投资和扩张信贷的刺激下，2009年下半年起，经济增长率终于止跌回升。
这一过程使较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经济难以走上稳定持续增长的道路。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际上，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对出口高度依赖的轨道，更重要的，这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
三、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60多年，城乡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也面临了新的问题。
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推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如何将旧的动力转化为新的动能，如何把握当下的变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新人口红利时代正在到来，原来是简单的生产要素重组，目前最重要的资源有两个，一个是信息，另外一个是创意。
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
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革什么？
1.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
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2.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
改革的拦路虎是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
要增加国民收入，一定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构建真正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其中就包括要考虑一个家庭需要抚养的人数。
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股份制，都是发现和调动民间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现在的改革和30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的决策者具备战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