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近代风云人物，其在思想、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建树，自不待言。单是他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成绩，了解科举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含金量。
他自己藏书之丰，俨然就是一个图书馆。其私人图书馆“饮冰室”藏书近3500种，其中不乏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图书。
饮冰室（左）与梁启超纪念馆（右）
早年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他即以其师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与数位同道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与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庋一地，得七千余卷”，彼时的他已经注意到藏书的社会功用，更懂得借鉴西方：“伦敦大楼藏书至五千余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域邑都会莫不有书楼……此所以举困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
梁启超赋予近代图书馆多元的功能，提出了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想法，认为这是纪念馆和图书馆的结合，既可以培养国民公德，又可以开启民智。
因此，当1916年蔡锷病逝时,“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各省响应，公推他为筹办主任，随即在上海成立“松社”。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国，带回万余册图书，此后梁启超又上书黎元洪，请其将保和殿所藏《四库全书》复本和宜都杨守敬藏书转给松社。1923年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馆长。
松坡图书馆以北海公园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本国图书。这里曾是慈禧冬天赏雪的地方；又以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这里曾经是明代的延陵会馆，也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
快雪堂前二进作为书库和阅览室，第二进院落浴兰轩建于乾隆十一年，曾是清朝皇帝到阐福寺拈香祈福时休息更衣的场所。后一进为蔡公祠，内挂蔡锷及护国之役先烈相片，玻璃橱内陈列着蔡锷的军服、军刀、望远镜等遗物。
梁启超生前一直致力于为该馆募捐基金，本人更是每周都要来第一馆从事写作。
除了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他还积极倡导“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潜心研究图书文献理论。1926年，他又辞去京师图书馆馆长职务，但随即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
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他提到，图书馆是适于女性的职业，“因为女子的精细和诚恳，都是管理图书馆最好的素地。女子在馆管理，能令馆中秩序格外整肃，能令阅览者得精神上无形之涵养。所以我盼望这种职业，全部分、大部分由女子担任”，“女子对于这门学科，只要有相当的素养，这门职业，我信得过男子一定竞争不过女子”。
梁启超二女儿梁思庄
梁启超此言并非只是大灌鸡汤，数年后，当梁启超的二女儿梁思庄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发现自己对所学专业生物学并不感兴趣，成绩也不够理想时，梁启超得知后即去信建议她改学图书馆学。于是，梁思庄在1930年转入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就读。1931年，她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就职。
梁林两家本是世交，所以，当儿女成年后，两位父亲几乎同时想到了联姻之事。不过，对于儿女的婚姻，梁启超并不主张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他一再表示，他只负责观察、挑选，给他们提供相识、了解、培养感情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儿女手里。他在给大女儿女梁思顺的家信中这样写到：“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
梁思成与林徽音
梁思成与林徽音的婚姻让梁启超操了不少心。林家原本希望能早点举行婚礼，事实上，彼时名流之家教养女儿，会教她们外语、绘画、钢琴等等各种知识，却又认为这些教育只是名媛和贵妇的身份象征，女性的前途仍在婚姻。梁启超却认为两个孩子的学业比婚姻更重要。他在家信里写道：“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因为尚不确定，便送去读书，林徽音由此摆脱了家中母亲姨娘妻妾争宠的嘈杂，潜心在书香中，成就了全新的自我。
快雪堂幽静清雅，星期天又不对外开放，梁启超把钥匙给了梁思成，梁思成和林徽音便到此读书。并肩读书的过程中，梁林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期间尚有一段插曲：
徐志摩知道梁林在松坡图书馆读书，也就常去快雪堂找林徽音，有一天，当他再度充当不速之客时，却见图书馆的门上贴一纸条，大书：“Lovers would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悻悻而去。
徐志摩作为梁启超的弟子，却有意挖墙脚，梁启超的反应却是：推荐徐志摩进北京松坡图书馆当了英文秘书。梁启超自言：“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我也有一番苦心”，这苦心不是那私心，而是源于对弟子的深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徐诗人浪漫有余，而沉稳不足，梁启超刀子嘴豆腐心，一并送去读书。
情爱扑朔迷离，书中自有答案，最终水晶心肝玻璃人的林徽音做出了抉择：“徐志摩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而林徽音本人其实并不是他心中的那个人”，这番颖悟和透彻，简直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更像是学者。
林徽音最终成为第一代女性教授，建筑师。梁启超欣慰亦复自得，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家信中他写到：“现在看来，徽音又是我第二次的成功，我真的希望往后你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如此”。
的确如此，梁启超子女九人，有三位成为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美誉！
寻觅梁启超与图书馆的往事碎片，与其说这是历史，不如说这是故事和人生，这故事是如此的清新雅致，这人生又是如此的轻盈空灵，隔着时空仍能感受到那覆盖在心间的温暖熨帖。
1923年，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记》一文中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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