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被选入课本，历来被解读为是讽刺。但近年来，考生们反而多了一种共情，纷纷表示：我要是考上了，肯定比他还疯。
科举就是一部悲喜剧，这种演出盛况在每个科举年份重复上演，经久不衰。
在名额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成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失败,科举场上永远上演“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欢离合。
《制义科琐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明朝董份，嘉靖年间进士，皇帝亲点为翰林学士，得乘骑出入宫廷之中，可谓是荣耀之极。但他的儿子董隆山却屡试不第。直到万历八年,董隆山的儿子董青芝都已经科举高中了，董隆山却依旧落榜。董隆山的夫人想到丈夫多年不第,痛哭流涕。这时，董份走了出来安慰她道：“儿媳妇你哭什么呢？你的儿子已经显贵了呀，现在没考上的是我的儿子，该哭的是我呀”，说着董份也嚎啕起来。董隆山夫人看到公公痛不欲生，反而不敢再哭。老父、老婆的眼泪对董隆山来说，比补药还管用，终于，若干年后，董隆山也科举高中，给家人的悲伤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也有一些猛男，可以不走寻常路。比如左宗棠，他从20岁中举人，此后一连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中进士，后来他进入幕府、又带病打仗，就一直没空再去考科举。1875年，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被朝廷授予东阁大学士等一系列荣誉。
按照传统：“不是进士就不能进翰林院，不是翰林就不能进内阁”。左宗棠靠军功就已经进入内阁，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进士也已经毫无意义。
考进士对左宗棠来说没有意义，但对他的政敌来说很有意义。
左宗棠曾投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做师爷。由于左宗棠特别能干，骆秉章便将公务都交给左宗棠处理。左宗棠没有官职，却掌握了湖南的实际权力。该省官员见了左师爷都恭恭敬敬地行礼。但也有人表示不服气：永州总兵樊燮自恃自己是正式官员，出言顶撞左宗棠，左宗棠脾气也火爆，直接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气个半死，和其他大臣联名状告左宗棠扰乱湖南军务，羞辱朝廷命官。
但左宗棠军功显赫，咸丰皇帝为了笼络这位能人，反而将樊燮罢了官。
官告民竟然告不赢，这在历史上确实是特例。
樊燮咽不下这口气，可是左宗棠的军功越来越大，自己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胜出。想来想去，老左这一生唯一的短板大概就是只有举人学历，没有进士身份。
于是樊燮将“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子刻成匾，名为“洗辱牌”，放在祖宗牌位前，要求两个儿子务必考中进士以洗刷此辱。
樊燮发了狠，给两个儿子穿上女装，并告诫他们：“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但进士及第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在长期的精神高压下，樊燮的长子还未考中就先去世了。
次子樊增祥顶住了压力于光绪三年（1877年）考中了丁丑科进士。其时樊燮已经过世，樊增祥大宴宾客，当着众人的面焚烧“王八蛋，滚出去”的洗辱牌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樊增祥不但高中，还作为晚清著名文学家被载入史册，虽不如左宗棠功绩彪炳，但也算是良性竞争了。
左樊两家还能争一争，而苏洵甚至连争的机会都没有了。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48岁的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二子入京应试。
苏轼兄弟一鸣惊人，名动京华，老父苏洵却是且喜且悲。
原来老苏“少不喜学，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
苏洵的发愤图强甚至被载入《三字经》当做典范。但命运还是给老苏开了一个玩笑：当老苏开始发力时，却发现他的两个天才儿子势头更猛。
当苏轼兄弟高中之后，苏洵再去考科举就更难了。因为考中了也是学弟或下级，考不中那就更加不用再混了。
苏洵自负“才堪王佐”，“有志于今世”，不甘心作“幽谷之一叟”，于是，只好另觅途径。他陆续上书翰林学士欧阳修，宰相富弼、文彦博，枢密使韩琦、田况等朝廷重臣，希望这些人向皇帝荐举自己。
可是欧阳修等人也都倾向于栽培更年轻的苏轼苏辙兄弟，对没有年龄优势的苏洵，他们无意投入太多资源。
终其一生未得重用的苏洵只好写诗自嘲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史阙》)
苏洵的悲哀，普通人很难体会：我想进士及第难如登天，我儿及第却易如拾芥，而我儿还是我一手教出来的。
科举的公平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录取人数太少，竞争太过激烈，因此要脱颖而出除了成绩之外似乎还需要一点运气。
1860年大才子高心夔参加殿试。高心夔是朝廷重臣肃顺的幕僚。传说肃顺有心提携高心夔“必欲得为状元”。
但到了殿试，高心夔却犯了个最简单的错误：他在作命题律诗时押错了韵。
诗题限押“文”韵，而高心夔误用了“元”字韵，一字之差，遂不与三甲之列。
来年再次参加殿试，高心夔更加慎重，而肃顺也格外帮忙。
肃顺于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
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
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
“得门字”就是限制押韵必须在“门”所属的韵部：十三元。
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高心夔大喜，挥笔写就，出了考场就找肃顺报喜。
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原来，“门”字在韵部属于“十三元”，而高心夔却押到了“十一真”。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
榜下，心夔又列四等。同时落选的王闿运送他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
高心夔日常下笔如神，但考场上却两次押错韵，还都是在“十三元”这个韵脚上踩坑，就像是鬼使神差一般，以致时人都感慨他不是富贵之人。
考试成绩确有偶然的因素，考试名次就更是如此了：
《清稗类钞》记载，顺治乙未科王揆，因为成绩优秀，主考官本想把他列为第一名。
但御前唱名时，由于“揆”与“魁”音近，顺治皇帝听到后说了一句：“是那位负心王魁吗？”
《王魁负桂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戏剧。王魁是个穷秀才，青楼女子敫桂英救他性命、伴他读书，又送他赴京应试，临行前二人在海神庙结盟发誓，永不负心。不料王魁高中后入赘相府，桂英悲愤欲绝，自缢而亡。敫桂英死后化为厉鬼，找王魁复仇。
皇帝只是随口一问，但朝廷大臣摸不准皇上的用意，为保险起见，便将王揆的名字放下了。
王揆因姓名与“王魁”音同，失去了状元资格，难免委屈。此后他拒绝为朝廷效力，也就终生没有做官。
明朝也有类似的情况：
正统元年丙辰殿试成绩揭晓后，大学士杨士奇在点状元时，征求同僚的意见：“有认识周旋的吗？此人成绩不错，但不知相貌如何？”有同僚应声回答：“又白又高。”于是周旋被定为状元。
状元进殿那天，君臣都大失所望。原来那个同僚把“周旋”误听成“周瑄”了。周瑄是美男，周旋则其貌不扬。但榜单已经张贴出去，也无法更改了。
科举是士子的夙愿，而状元更是科举的脸面。状元的点定要考虑的因素极多。
1904年的会试和殿试，由于正好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为了贺寿，改称“甲辰恩科”。
经过三天的考试，考官们将焦点集中在福建人林志烜和湖南人谭廷闿二人身上，会元将在这二人中产生。
学问、人品，相貌等都不相上下，而且二人的背景也都很硬：小林子是晚清名臣林则徐的族人，小谭则是前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爱子。
最后主考之一的张百熙，作为湖南长沙人，他出来说话了：“吾乡二百余年，三鼎甲具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论，吾班次第二，例中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在，情商裕相，庶使吾乡科名免有缺陷。”
张百熙豁出去明抢，首席主考裕德情面难却，便答应卖个人情给他，另外两位考官戴鸿慈，陆润庠分别是江苏人和广东人，便也决定保持中立，遂点了谭廷闿。
事情发展到这里，名次已经跟考生和成绩都没关系了，这已经变成了福建和湖南之争。最后湖南胜出，也可以看出在近代舞台上，各省势力的消长。而教育资源向湖南倾斜，则又带来了新的历史面貌。
日后湖南士子开创惊天动地的伟业，不枉了张百熙这惊天一争。
考场的故事永远说不完，而读书人还在继续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