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标准制定，是能力也是责任

过去几年，数据要素相关工作推进得并不慢：
 数据确权、数据流通、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数据集等概念不断落地，地方探索、行业实践持续推进。

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个共性问题逐渐显现——
“各地在做、各行在试，但缺少统一尺度。”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技术口径不统一
      同样是可信数据空间，不同地方、不同平台的架构、能力边界、合规要求差异明显，难以复用、难以协同。

能力评价缺乏共识
      什么样的数据集算“高质量”？
      数据价值如何评估？
      平台能力、运营成熟度靠什么衡量？
      如果没有标准，就很难形成行业共识。

规模化推广面临约束
      没有标准，就难以复制；
      没有共识，就难以监管；
      没有统一规则，数据要素就很难真正跑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关键方向先行“定框架、立规则”，就成为必然选择。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一轮国家数据标准的指向其实非常明确。

一方面，标准开始向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前移，目的是为下一阶段智能应用提前统一数据规则，避免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公共数据、高质量数据集等被重点提及，也说明当前数据要素推进中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依然集中在“怎么用、怎么管、怎么长期运行”。更关键的是，这批标准不再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是开始关注数据能力如何评估、数据价值如何衡量、数据运营如何形成闭环。

可以说，这一轮标准要解决的，不是“有没有数据”，而是数据如何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长期、稳定、规模化使用。

在这轮国家与地方标准推进过程中，国信中健参与了多项相关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包括：

已发布的 

《可信数据空间标准化研究报告》

《企业数据资产管理服务运营标准》

预研 / 在研的 

《可信数据空间 数据价值评估体系建设指南》

《全域数字化转型 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指引》

《高质量数据集 建设运营能力成熟度模型》

《可信数据空间 价值共创能力要求》

以及地方层面的

北京市《数字消费标准体系框架》

之所以在三十多项标准的体系中，国信中健重点选择参与这些方向，并不是随机“哪里有就参与哪里”，而是基于三个判断：

一是抓“底座标准”——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安全流通的基础设施，规则不统一，后面的协作、交易、应用都很难规模化；

二是抓“急需标准”——公共数据、高质量数据集是当前各地推进中最容易卡住的环节，缺标准就容易各搞一套、难以复用；

三是抓“可落地标准”——价值评估、成熟度模型、价值共创这类标准，解决的不是概念，而是“怎么评、怎么管、怎么运营”，直接决定数据要素能不能形成长期机制、能不能跑出真实价值。

标准制定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写材料，而是要真正在项目里踩过坑、扛过风险，才知道哪些边界必须提前说清楚。参与其中，不只是因为有能力，更是一种责任——把已经验证过的经验变成规则，帮更多地方和企业少走弯路。

从这个角度看，标准不是约束创新，而是为数据要素的安全流通和长期发展托住底线。

标准并不是目的。真正重要的是：标准能否让数据更安全地用起来，让价值更稳定地释放出来。

在实际推进中，国信中健始终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当数据进入协作、进入业务、进入跨主体使用时，如何既放得开，又守得住。

这也是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数据集、数据资产运营这些能力被反复强调的原因。通过参与标准体系建设，把实践中验证过的经验沉淀为可参考、可复制的规则，让更多地方、更多企业在合规前提下用好数据，这正是数据标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