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时，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各地在发展中重视科研人才的作用，并不断给他们提供发挥价值的平台。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原教师陈忠民一直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每到周六傍晚或周日清晨，长途汽车站总是排起长队，他们是上海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标准”的打扮是一身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风纪扣却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的包。他们正“悄悄”地去往上海郊区或长三角各地的乡镇企业、民营工厂“兼职”，给小老板们救急帮忙，到周日晚上再匆匆回来，周一照常上班。
这是长三角一代企业家的共同记忆，人们管这群技术人员叫“星期日工程师”或“周末工程师”。陈忠民还记得，他当“星期日工程师”第一次拿到的报酬有一万多元钱，黑色手提包里塞满5元、10元的纸币，提着包回家，心惊肉跳，手抖了一路。当时，他的月工资为36元。
俱往矣，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那个充满热情和新奇感的年代，科技人才的异地兼职乃至创业，早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星期日工程师”成了陌生的历史词语。近些年，浙江丽水庆元县把“星期日工程师”又请出来了，去年起该县决定向县外柔性引进一批急需的紧缺专业人才，利用节假日、周末或业余时间去庆元县开展创新服务，符合一定条件者可以申领“星期日工程师证”，能享受庆元县的市民旅游服务、车辆办证、年检优惠等等。一年多来，这个县已在食用菌、铅笔、竹木制品、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引进约60名 “星期日工程师”，攻克技术难题超28项，点对点开展智力服务1600余次。
“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并不仅在浙南小县。在长三角流动着的人才与创新要素，也不局限于星期日、局限于工程师群体。
“兼职”不为挣外快
上海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授俞海滨与丽水市人才管理服务局局长叶晓龙是老朋友了，此前交往中叶晓龙常跟他聊起工作，他一半出于交情，一半是出于职业习惯，也提些建议。
10月初国庆假期的一天，天刚亮，叶晓龙就带着俞海滨往庆元县斋郎村跑。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外出兼职，其中不少人是看中了远远高于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工资的一份外快。而今，俞海滨这位“星期日工程师”几乎不拿钱。
按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尚晓冬的说法，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去庆元县工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从老一辈科学家到我们，都与庆元有过合作。”尚晓冬说。
从上海、杭州去庆元的“星期日工程师”不少，有人把智能制造系统应用于竹砧板的生产流水线，有人让食用菌的深层发酵技术更上一层楼，还有人将藜麦引入高海拔地区试种成功。像庆元这样的长三角偏远小县，本就是农业、旅游业的研究专家施展拳脚的地方。
去年春天，尚晓冬正式受邀作为庆元县的“星期日工程师”指导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从事当地香菇品种的鉴定，以及研究院选育的新品种的生产试验。此前他帮助当地成功研制食用菌热泵烘干机，每年为全县菇农节省成本1742万元。
到小城市找“试验田”
新时代的“星期日工程师”有新想法，与陈忠民这群老一代“星期日工程师”相比，他们相对不愁钱，也不怕个人才能被埋没，他们更需要的是 “试验田”，能让学术研究落地，还能对地方发展有帮助。
曾几何时，长三角各地野蛮生长的小企业迫切需要“星期日工程师”，而后者对小企业除了酬劳，似乎没啥需求。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常有不欢而散的，有“星期日工程师”回忆起当年找上他的老板们：虽然那些企业家有魄力，但毛病也多，“跟自己一个搞技术的，总不是一路人”。陈忠民回忆起当年去上海郊区某企业帮忙，厂房里一团乱麻，万用表等检测设备绝大多数未经校准，很多最基本的技术活都得靠他做……
如今，新时代的“星期日工程师”，更看重的是当地能提供的产学研平台。他们去异地兼职或创业，往往是想与当地的创新载体共享共赢。
对潘登等一批科研工作者而言，去嘉兴也许是他们科研工作面临困境的一个出路：一方面，他们的学术成果迫切地需要落地的平台，一般高校很难提供足够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传统企业不愿承担一时看不到回报的投资。
潘登钻研的材料学是“硬科技”，研发周期长，一旦成功，成果和影响也很大。他依旧记得一家跨国公司的前首席科学家跟他说的 “一生最大成就”：这辈子发现了两种材料。潘登在嘉兴慢了下来了，不太提“公司上市”之类的话，长三角研究院的合作者们，也都能解基础研究需要的沉潜。
“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帮忙”
相比曾经的“星期日工程师”，如今的科研人员有更大的自由度。经常往返上海和嘉兴的潘登说，自己的工作时间是“任务导向”的，嘉兴团队若没什么事，自己就一直在学校正常上课，有事的话就把学校的事提前安排好，一去能在嘉兴待一周，“反正两边都没人要求我打卡”。对俞海滨而言，去庆元当然也不局限于周末，寒暑假、没课的工作日都可以去，尤其在寒暑假，他计划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斋郎村实地参与调研和规划。
自由度大了，可热情不减当年。就如潘登，一批科研工作者早已不仅是“星期日工程师”，更成了“星期日老板”，视野宽了，责任感强了。曾当过“星期日工程师”的陈忠民说起自己的一位学生，自叹不如：这位学生拒绝了某大企业的邀约，自己办企业做智能垃圾桶，既懂技术，也会管理，还有魄力，这恐怕是许多从前的“星期日工程师”们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在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萧山生物工程中心担任特聘研究员的叶嘉明说话时，常让人觉得他更像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叶嘉明是杭州人，为了创业，放着实验室里安稳的日子不过，如此投入创业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意识到不少科研院所里的学术思维与市场需要的产品思维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他第一次意识到老百姓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的迫切需求，是因为自己误食了有农药残留的苹果，肿了半边脸，瘙痒难耐。他研究的恰好是快速检测产品的核心技术，于是便只身来到萧山创业。创业这条路，对他一个曾对资本、管理、市场等各方面一无所知的科研人员来说很艰难，但他不后悔。
值得注意的是，潘登也需要寻找研发团队，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科研领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帮忙”。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创新要素的流动更顺畅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乡镇上的企业家要牢记上海杨浦区几个国有企业的门牌号码，然后老乡找老乡，辗转托了几层关系，才能找到“对的人”。
“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时，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各地在发展中重视科研人才的作用，并不断给他们提供发挥价值的平台。
原标题：《“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
原作者：肖彤、杨冰洁。
观点 | 长三角一体化，呼唤新时代的“周末工程师”
上个世纪80年代，每到周末，总有一群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工人以及科研人员，往返于上海与长三角各地，为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出谋划策、指导生产，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生产管理经验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加强管理，帮助很多由于生产经验与技术能力不足而面临生产困境的企业“起死回生”。
人们管这群充分利用周末时间，来往于上海与长三角各个城市乡镇企业之内的技术人员叫做“星期天工程师”。江苏阳光、雅戈尔等知名企业在创业之初均受过“星期天工程师”的点拨。长三角城市之间高频率的人才流动以及与此同时迅速发展的江浙乡镇企业，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们对早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记忆。
“星期天工程”创造的经济效益
是自身劳动报酬的97倍
“星期天工程师”活跃的时期正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脱胎于社队企业并在以“苏南模式”为主要代表的乡镇企业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在夹缝中求生，在批判中成长”，积极与上海工厂开展自发的合作联营，以市场为改革导向的星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迅速成为燎原之势。随着乡镇企业迎来发展黄金期，江浙地区干部尤其是乡镇企业领导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但其首先面临的是缺乏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问题，这严重掣肘了企业的发展。
为应对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困难处境，企业干部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生产及研发能力强的上海“挖墙脚”，通过请一些国有企业或者科研院所的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利用周末以及休息时间前往江浙进行生产以及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争取进一步发展。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例，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有上海来的“星期天工程师”，其业务涵盖研发、制造、设计、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据统计，“星期天工程师”创造的经济效益是自身劳动报酬的97倍之多，可见其对带动乡镇企业生产发展，推动当地集体经济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
江浙地区乡镇企业欣喜于“星期天工程师”在当地能量的发挥。但是，对于“星期天工程师”原属单位而言，其态度却截然相反，这种计划外的自发性人才流动最初却不能为相关工厂以及科研院所认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央以及地方对科学技术以及专业人才的作用越来越重视，相关政策逐渐放开。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科学技术人员可以业余从事技术工作和咨询服务，收入归己”。1988年，国务院通过《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上海市科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发起成立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星工联”），上海不少著名教授、学者带头加入，短短几天，“星工联”注册人数超过3000人，“星期天工程师”形成了自己有组织的服务平台。自此，“星期天工程师”作为合法、合规的工作方式，被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所普遍认可和推广。
上世纪80年代的“星期天工程师”现象，一方面，促进了上海生产技术以及管理能力向附近地区转移和扩散，推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人才”为主体进行生产、创新要素交流，高级技术工人在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管理能力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江浙地区新生代的企业以及优秀企业家，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储备力量。最重要的是，“星期天工程师”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在以市场化为基础、自发组合为主要方式，聚焦生产发展和技术推广的人才一体化流动初步尝试。在此之后，长三角地区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更加频繁，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持续提升。
以“星期天工程师”
带动长三角人才流动和共享精神理念
人才是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区域融合、制度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以人才自由流动为主要形式的“星期天工程师”可以弥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状态，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在互相交流中共同发展。在跨区域交流更加紧密、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人才需求更加多样化的新形势下，面对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协调联动性不强”“产业同质化严重”等突出问题，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同样呼唤“星期天工程师”，当然不一定再是这种形式，最关键的是其背后的人才流动共享的精神理念。
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不仅仅应活跃在企业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等领域，更应包括金融、产业创新、文旅等诸多领域。新时代“星期天工程师”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多点执业、干部调配等传统模式，还包括通过“带土移植”“科技联姻”“筑巢引凤”“客座顾问”“远程会诊”等多种方式实现的人才共享模式，不同的实现模式可以体现不同的人才需求。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已经突破了固有的定义，体现了以人才共享为主的共享经济发展趋势。
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以及企业应该积极引导、充分发挥新时代“星期天工程师”自身专业优势以及资源集聚能力，助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升级，实现长三角社会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第一，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需要以系统规划为导向，创新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可以在规划纲要的基础上，特别注意进一步完善人才合作协调的机制，建立立足长三角协同发展、沟通高效的人才协调机制。完善人才合作机构，在各省市建立人才工作小组以及管理部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保证三省一市在人才交流工作方面的及时沟通。
第二，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应该聚焦构筑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深层次产业协同。将各省市竞争最激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能级产业的协同培育，作为人才共享的工作重点，破解长三角产业同构严重的难题，缓解产业一体化过程中的地方利益冲突。同时，充分发挥上海科创中心的作用，将众多科研成果通过人才流动、技术传播的形式向长三角区域发散，与长三角地区共享相关的人才资源，推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升级发展。
第三，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应建立市场化人才流动平台，高效匹配双方需求。长三角区域的人才共享，需要在遵循人才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强调建立市场化的人才流动机制。可以搭建“人才共享信息服务平台”，对供需双方的信息进行统筹汇总以及集中管理，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鼓励新设一些共享人才中介机构，加强人才供需双方之间沟通，保障用人单位以及劳动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应该享受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保护参与人才共享三方的合法权益。人才承接地区政府及企业应该充分考虑人才转移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为人才解决保险、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困难。共享人才与原单位、承接单位应该签订三方协议，保障三方各自的合法权益，使“星期天工程师”在协议框架下开展工作，避免人才共享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纠纷。对于愿意共享转移的人才以及相关企业应该给予一定奖励。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胡晓亮，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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