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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达：融入改革开放大潮，研究深港协同发展

郭万达：融入改革开放大潮，研究深港协同发展 中国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202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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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期待深港两地在新时代全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郭万达

1965年8月出生，籍贯江西定南，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并任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七届人大代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从赣南九曲河的涓涓细流，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再到深圳经济特区，30余年的时光里，我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聚焦深港合作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亲历并参与书写深圳与香港从最初的经济互补模式逐步迈向产业深度融合的新篇章，深港双城携手并进、共创辉煌的壮丽征程也成为我研究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壹
我深刻感受到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也发展不起来。没有这两者的支撑，单纯聚焦于农业生产的研究，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是难以触及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
结缘政治经济学
我的家乡在江西的定南县，那里最大的河流——九曲河，是东江源头之一。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家庭条件拮据，但客家人崇尚读书，且父亲算是当地有点文化的，他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很早就开始上学读书，在家里还能接触到《青春之歌》等小说。书籍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对事物拥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力。
1980年，我在15岁时考上了南开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专业。那是一个以理论研究为主的专业，对于年轻的我而言，这门专业太难了，一度还闹着要转专业。老师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光阴渐长，我才深刻体会到从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视角到经济学的精细分析，这一知识领域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产生了诸多深远而实际的影响。
我在农村长大，目睹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艰辛，内心深受触动，适逢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所以在攻读硕士和博士阶段，我选择了农村发展的课题展开研究，结合全国调研，希冀寻找出改善农村现状的途径。结合张培刚老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理论著作和自身的研究经历，我深刻感受到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也发展不起来。没有这两者的支撑，单纯聚焦于农业生产的研究，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是难以触及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研究的视角和方向也需要往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
1987年，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在职攻读博士，并于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学校一批青年教师、硕士博士都纷纷南下，我也跟随这个浪潮来到了深圳。
南下深圳与初见香港
事实上，我到南方找工作的第一站是广州，但语言不通的问题让我却步了。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普通话普及率高，且龙岗区、宝安区也是客家人聚居地之一，他们当地人说的客家方言我也能听懂，身在异乡也倍感亲切。
我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市政府信息中心的经济预测部，参与宏观经济的研究和协助企业开展股份制改造。
工作期间，我有机会和同事前往香港调研。首次踏上香港的地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香港不愧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外汇市场高度发达。当时的内地，没有“外汇市场”的概念，只有调剂市场，实行汇率双轨制。直至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实现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建立了统一的外汇市场。
我们调研的那家香港投资公司，主要做外汇投资。前来接待的是公司总经理，而真正的老板，却在办公室内埋首绘图。这一幕极大地颠覆了我对企业管理的传统认知，原来老板并非仅仅是端坐于办公室、发号施令的管理者，他们也会亲临一线，投身技术工作。而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管理的总经理，尽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是受雇于老板的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中，角色与身份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更加看重术业专攻、深度协作，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这次香港调研之行，让我接触到香港在金融市场运作、企业管理等领域前沿先进的理念与方法，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内地深入学习和借鉴。
贰
在此之后的“深圳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等概念的提出，都与“都市圈联动”的理念一脉相承，对我们日后的研究产生非常重要的启发。
加入国家高端智库
在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近一年，我逐步了解政府机构的运作模式，而后加入一家股份制公司，将在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所养成的严谨与高效，与市场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应用到企业工作中，收获了职业生涯中一段独特的经历。
在老师同学们看来，我兼具学术背景和政企工作经验，适合从事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应该到更大的舞台发挥作用。1995年，我了解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下称综研院）的有关情况。它是一家新型的研究机构，如同国外的思想库、智囊团，主要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如今我们称之为“高端智库”。我过去的研究和工作经历，对综研院来说很是合适。在双向选择下，我加入了综研院，根据上级安排着手组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结合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发展历程、资本市场等因素，开展具有深圳特点的宏观经济研究。
▲2017年，郭万达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一国两制”研究学术研讨会。资料图
开启深港关系研究
综研院长期研究深港关系，大约是1995年底，深圳市正在筹备和香港对接的方案，委托综研院做B方案。尽管我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但全院上下都参与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大课题，并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专著《深港衔接 共创繁荣》。
我负责该书的第二编，研究香港回归祖国后关于深港合作的问题。彼时，深圳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特区不特”的争论、工业滑坡现象等。深圳的工业基础薄弱，实施“三来一补”发展战略，通过承接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实现了城市发展的初始积累，但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已转移到东莞，导致深圳出现了工业滑坡的现象。所以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立足于香港，还要从深圳的角度出发，研究深圳应该如何与香港合作，合作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互利共赢的成果有哪些。
香港回归祖国后，综研院持续参与了许多深港关系的课题研究，如2004年开展关于香港边境禁区的问题研究；2007年开展建构“港深都会”的研究，强调城市群、都市圈要联动起来，通过轨道加强城市间的联系，所以我们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港深一小时都会生活圈。
深港关系从原来的衔接阶段稳步迈向更加紧密的“深港合作”新篇章。在此之后的“深圳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等概念的提出，都与“都市圈联动”的理念一脉相承，对我们日后的研究产生非常重要的启发。
我们在2008年开始研究河套地区的开发利用方案；2013年，开始研究跨境学童的发展问题；2014年，开始研究湾区经济，提出共同打造大湾区；2015年，开始研究推进深港口岸通关便利化；2017年，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撰写关于促进深港交流合作的方案；2018年，研究深圳对港澳开放的新模式，提出单边开放的建议。
可见，从香港回归祖国后，综研院便紧扣时代发展趋势，开展长期的深港关系研究，议题包括深港合作的内容、香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圳如何支持与服务香港等，涵盖边境开发开放、教育、医疗、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
叁
香港聚焦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均与深圳的重点发展领域高度重合，两地足以在口岸经济带和科创领域形成互补，拥有巨大的协同发展潜力。
参与前海开发开放议题研究
2010年8月，国务院批复实施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2010-2020年）》，拉开了前海开发开放序幕。从2021年9月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到2023年12月发布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下称《前海总规》），为前海持续扩大开发开放按下“加速键”。
早在2010年，综研院便参与到前海开发开放的议题研究当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诸多议题，例如如何构建一个适宜的营商环境，以吸引港人、港资及港企入驻前海。我们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税制、法制等进行了详尽研究。香港作为自由港，其低税负环境尤为突出，加之相对低的市场准入门槛和严格的监管体系，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营商环境典范。前海应该对标香港，打造出一个既高效又规范，同时兼顾深港优势特色的营商环境。
《前海总规》首次赋予前海“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定位，要求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香港，那么我们就需要深入考虑如何将前海产业的发展与香港的现代服务业、跨境金融等优势产业进行有效衔接。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在会计、工程、法律等多个领域，展现出高标准和国际化的水平，前海采取了先行先试的策略，旨在与香港的专业服务标准无缝对接，促进港资港企更顺畅地进入内地市场。
以工程管理为例，香港建设工程管理规则普遍与国际接轨，内地与港澳规则存在一定差异。2023年5月，前海印发实施《前海建设工程管理制度港澳规则衔接改革方案》，提出借鉴香港及国际工程建设组织管理模式，推行建筑师负责制，建立“三方责任主体”管理体系，选取试点项目，形成与港澳及国际规则紧密衔接的工程管理制度。这一先行先试政策在前海取得成功后，还将复制推广到大湾区，以“点”带“面”促进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经过10余年的探索，前海以法定机构承载部分政府区域治理职能，立足于此，我们分析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前海深港基金小镇等典范项目的运作案例，以期创新合作机制，激发更多港人港企融入前海治理架构及运营体系的热情，涵盖餐饮、文化、娱乐等多元领域，进而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这不仅是促进两地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些课题研究的基础上，2023年我们研究团队出版了名为《前海：现代产业的协同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著作。
入选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
历年来，综研院与香港的智库开展了很多合作，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联合主办了深港合作论坛；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深圳智库联盟联合举办深港双城发展论坛等。
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取消，之后又成立了特首政策组。2023年5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组专家组，并委任56名成员，我获任成为其中的“研究策略专家组”成员之一。
▲2014年，郭万达前往巴黎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资料图
特首政策组专家组主要由来自香港的专家组成，也有少数来自内地背景的专家。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综研院近年来也着重研究了港澳的发展问题。此外，我连任三届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现在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顾问，我们组织了专门研究港澳的团队，长期跟踪研究香港、澳门的发展，特别是深港澳合作乃至整个大湾区的区域议题。所以我有幸入选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 。
在第一次特首政策组专家组的会上，专家们主要围绕金融、港口与航运等议题进行探讨，我则聚焦于工业制造业方面。近年来，香港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我在会上提议香港需要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新型工业化紧密对接。香港规划的北部都会区覆盖300平方公里，而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新政中，规划建设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20个先进制造业园区，两项规划不谋而合。香港聚焦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均与深圳的重点发展领域高度重合，两地足以在口岸经济带和科创领域形成互补，拥有巨大的协同发展潜力。此外，深圳从早期的工业空白到如今全国工业领先，其丰富的产业体系与东莞、惠州等地的产业链互补，能为香港带来多元产业生态，实现产业链深度合作。
深圳的众多优质企业是可以赴港发展的，尽管香港土地成本较高，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强大的国际网络，加之香港特区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低税制优势，以及人才的优势，均对深圳企业到港发展增强了吸引力。
我们的建议引起了香港工业界和立法会议员的共鸣，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并期待两地进一步加强合作。我与研究团队仍在和相关部门进行积极研究。我们认为，香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已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香港目前存在“两头大中间轻”的经济结构问题，即金融和物流等高增值低就业或高就业低增值领域过于突出，而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研发等中间环节相对薄弱。因此香港于2022年公布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其核心就是新型工业发展。我们建议香港应围绕如何与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发展路径，并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一平台，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肆
在我看来，双城关系就好比舒婷《致橡树》中橡树和木棉，“一国两制”框架下，深圳与香港根相连，叶相扶，风过问好。这样的关系，就应该加强合作、协同发展。
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好比“橡树”与“木棉”
纵览宏观经济视角下的深港合作主题，其宏大叙事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内涵，两地合作阶段已走过“香港接单，深圳生产”“香港服务，深圳科技”“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正迈向“研造一体，融合发展”的4.0时代，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融合发展阶段。
深圳不仅要推动自身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也要与香港达成“四链”融合，具体体现于企业的制造环节在深圳，总部在香港；或者研发和制造都在深圳，而融资在香港；或者“小试”“中试”的小批量制造在香港，规模制造则在大湾区。只有产业融合了，深港两地发展才能形成“1+1>2”的效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40多年栉风沐雨，深圳和香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是边陲小镇与国际大都市的简单互动，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相互支撑。如今，深圳的创新能级显著提升，但仍有差距需弥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但产业化需增强。在新的合作阶段，双方的定位更明确，需求更契合。
深港关系如同一条主线，贯穿了我近30载的学术研究与实践经历，成为我研究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看来，双城关系就好比舒婷《致橡树》中橡树和木棉，“一国两制”框架下，深圳与香港根相连，叶相扶，风过问好。这样的关系，就应该加强合作、协同发展。深圳和香港之间有竞争是正常的，但是这个竞争是基于市场的良性、有序竞争，而非相互替代。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香港的国际化功能、国际竞争力对于国家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与香港的合作，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期待深港两地在新时代全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邱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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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由国印金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2019年合作共建成立，现合作共建单位为深圳启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数字经济、区块链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政策实践等，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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