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雅事，藏书亦然。
藏书的最初目的自然是为了读书，到后来便独立出来成了一门专业学问。
五千年风雅，私家藏书与官家藏书俨然并驾齐驱，特别是从唐代有了雕版印刷后，在物质和技术的支撑下，藏书风气更盛。所谓的晚清四大藏书楼、江南四大藏书楼，都为私人所建，由家族传承。
藏书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藏书家也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个性。
绛云楼
绛云楼原址在虞山东麓的辛峰巷燕园一带，据说是为柳如是而建。柳如是，“秦淮八艳”之一，才貌绝世。
柳如是曾著男子装，拜访当时名士钱谦益，神情洒落，有林下之风，钱谦益见而异之，于是顶着礼教的压力以正妻之礼迎娶回家。钱柳姻缘，自是史上佳话。
而钱谦益，也是一个明清易代之际绕不开的名字。身为东林领袖，他是士人的模范和代表；身为礼部尚书，他是朝廷的脸面。
这样的一个人，一句“水太凉”，就降了清；降了清朝又于心不安，暗地里去抗清，让乾隆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让后人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措辞。
如果是在太平时代，钱谦益永远不必面对选择，但易代之际，就没有了敷衍回避的空间。
他做出了选择，也就注定要面对争议。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歌里，常用嫦娥的典故：“嫦娥老大无归处，独掩银轮哭桂花”、“倚月嫦娥徒有树，履霜青女正无衣”等等，曲折心事，隐约可见。
再联系他的生平：弘光朝便想修史，可惜南明转眼成泡影；入清后又私修《明史》，但书房失火，全稿焚毁。回过头来再读“不知汉简为谁青”这句诗，这大概就是钱谦益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吧。
以钱谦益之才，早年志在状元，盛年志在宰辅，晚年注重养望，不想遇上明清易代，大节有玷，便再难有所作为。也许只有在书丛吟啸之时，他的精神世界才是最宁静的吧。
钱氏早年登科、交游极广，又不惜重金购求古本，所以先后得到赵琦美“脉望馆”所藏之书，刘凤“厞载阁”、钱允治“悬罄室”、杨仪“七桧山房”等藏书，藏书之富可与皇室内府相埒。
钱谦益曾有“拂山水房”藏其所收之书，晚年居红豆山庄，建绛云楼，取“真诰绛云仙姥下降”之意，把平生所收籍重加缮治，分类编目，装满整整七十三大柜。钱谦益和柳如是两人于此读书论诗相谈甚欢。
绛云楼所藏多宋元旧刻，据说其间有一部《汉书》，是明代王世贞以一座庄园代价换得的，后来因故散落於民间，钱谦益追踪查询良久，最终以一千二百金的高价觅得。其后又以银钱二十千购得高诱注《战国策》，贮于楼中。望着满屋书籍，钱谦益颇为自得："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的一个冬夜，钱氏小女儿同乳母嬉闹楼上，不慎引烧废纸，酿成大火，待钱谦益来救时，焰已张天，不及救，只好仓皇离开。眼见楼与书俱尽，钱谦益绝望大叫："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
古人云，书有水、火、兵、虫四厄，绛云楼也未能幸免。
时人谓“绛云一炬，江南图书一厄也。"
明代学者胡应麟曾指出，藏书家有两类：一类是藏书列架连窗却并不真正读书的好事家，一类是手不释卷终日沉湎其间的赏鉴家。
钱谦益显然属于后者，他不仅藏书，还兼有著述家、考据家等多重身份。
钱谦益对版本目录十分精通：“每一部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於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高阁者远甚。”
但同时，他藏书也太较真：“一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了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一好自矜啬，傲他氏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也正因为秘不示人，很多书只有单行本，绛云楼烬后不复见于人间。钱谦益本人也很后悔地说：“我有惜书癖，畏因借辗转失之”。
惜书之癖，岂独钱谦益？
天一阁范氏家族藏书也是轻易不外借，规矩严苛到连自家子弟也看不到阁中藏书。
女诗人李清照晚年也曾回忆自己与丈夫赵明诚对金石图书的收藏史，并拿史上的“钱癖”、“马癖”、“胡椒癖”及“左传癖”相类比，感叹人各有癖，“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这大概就是读书人特有的一种癖与痴吧。
事后钱谦益唯有根据记忆，录成《绛云楼书目》，书中对宋元版本情况多有记载，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私家藏书目录。
除绛云楼外，钱谦益在其故第还有少量藏书，包括宋版《两汉书》等，在他去世后均归其族孙钱曾。
钱曾择其善本，亲为题跋，仿照宋人欧阳修《集古录》之意，撰《读书敏求记》，至今仍是文献学必读用书。
钱曾去世后，其书尽归泰兴季振宜“静思堂”藏书楼。“静思堂”藏书据说后来又归于徐乾学“传是楼”，又有部分归入清内府书库，更有人推测或已与“文渊阁”书合并收藏，在国民党撤退时被带到台湾。
柳如是《湖上草》
花开花落，书卷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