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长安就在”，一句话写尽了长安的风华与格调。
开元盛世本就是史上最令人魂萦梦绕的时代。长安，这座最宏伟的都城里绽放着最绚丽的梦想，演绎着最繁华的盛世图景。
《长安三万里》演绎了诗人所取得的一场出奇制胜大捷——就像完成一首浪漫的诗歌。
胜利和诗歌一样美得不像真实，毕竟在真实的历史故事里，战争与诗歌的距离，不止三万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哥舒翰，一代名将，因为战功赫赫，于是有绝句赞颂他的英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威名将和这首诗一样流传千古。
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灰犀牛事件爆发了。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仅一个月，东都洛阳就失陷了。
唐玄宗的心态崩了：他一手开创的开元盛世，现在被人掀了桌子！而且这才一个月，洛阳丢了，长安还远吗？这还是大唐吗？
歇斯底里的他所做出的应激反应显得格外疯狂：他下令杀了军队总指挥高仙芝、封常清，这两个也是胡人。
临阵斩将，朝野震动。但玄宗本就是个多疑的人，曾一日杀三子。亲儿子都能杀，何况他人。
哥舒翰，是唐玄宗认为可信赖的武将。因为哥舒翰与安禄山的积怨长达数十年。
但玄宗毕竟是老了，他似乎忘了一件事：哥舒翰和杨国忠也是死敌。
杨国忠，据说此人算得一手好账，是个搞财务的料。靠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后，杨国忠开始飘了。
感觉到军中将领对自己不够敬重，杨国忠很生气。于是他时不时地敲打一下哥舒翰，再隔三差五地吓一吓安禄山。他的理由很充分，军队应严加约束，以防将军拥兵作乱。
说起来，他的直觉还是很敏锐的，安禄山的确是包藏祸心。但杨国忠发迹太快，根基尚浅，不知道“恩威并用”这个道理。这些胡将经营边疆多年，盘根错节，实属是老虎屁股不能随便摸。
安禄山被杨国忠摸急了眼，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提前造起了反。杨国忠到这时还没意识到危险，反而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预判：我说他有造反之心吧，果然没看错。
朝野上下都看着他沉默不语——杨国忠直到马嵬坡才明白这沉默是什么意思。
哥舒翰率二十万精兵镇守潼关。他清楚地认识到潼关只可死守，不可出战。只要依靠天险将叛军堵在关外，为李光弼、郭子仪等拖住时间，这边叛军粮草耗尽自会撤退，而其他战场的胜利也会属于官军。
杨国忠看不懂了：你怎么不打仗，天天缩在关内摸鱼呢？
《旧唐书》说有人劝哥舒翰：“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心许之，未发”。
按《旧唐书》所说，哥舒翰也已经不耐烦了，打算潼关立功之后回去也“清君侧”。
杨国忠听说后急忙劝说玄宗招募新军，由心腹杜乾运统率前往潼关，名义上是帮助哥舒翰抵御叛军，实际上则是看住他。
哥舒翰一介武夫，行事粗犷，直接以杜乾运左脚先迈入大营为由就把他给杀了。
杀鸡的确能儆猴，杨国忠吓破了胆，死死地抱住了皇帝的大腿涕泪横流。
哥舒翰大概以为皇帝懂军事，也懂他。但他忘了自己也是胡人，而杨家兄弟姐妹日夜陪在皇帝身边。
在那个没有电话的时代，李隆基和哥舒翰之间的互信很快就跌到谷底。
唐玄宗还算智商在线，他没有解除哥舒翰的职务，只是不断地派人催促哥舒翰出关作战。——逼他出战总比逼他造反要好吧。
李隆基派出的钦差大臣手执利剑指着哥舒翰：你违抗圣旨，居心何在？
哥舒翰拍着胸脯痛哭一场，率领大军出关作战。军队被叛军堵在了隘道中，二十万人马仅仅只剩下八千。
大势已去，哥舒翰跑到关西驿收集残兵败将。手下一个叫火拔归仁的胡将，带着100多名骑兵，将哥舒翰绑起来投降了叛军。
哥舒翰被带到洛阳之后，安禄山大喜过望，得意洋洋地问道：“你以前一直都看不起我，今天又当如何？”
所有人都以为哥舒翰会不屈，谁想他立刻跪了下去答道：“臣肉眼凡胎，不认识圣人。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我这个人还有用，我可以写信给我的旧部和我认识的将军，让他们来投降。”
安禄山震惊了：没想到啊，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就这么容易地投降了。
李光弼等人收到招降书信后气愤不已，回信大骂哥舒翰不忠不义、老而不死。安禄山见哥舒翰无用，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一年后，在唐军收复洛阳前夕，哥舒翰被杀。
纵观哥舒翰一生，特别是潼关失守，他本人固然有罪，李隆基也难辞其咎。但他贪生怕死，晚节不保，从他为安禄山做事那一刻起，大唐已经不会有人为他说话了。
于是又有了杜甫的新诗《潼关吏》：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杜甫语重心长地说：防关的将领啊，请千万不要学哥舒翰啊。
千古艰难惟一死，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死亡。哥舒翰就是如此。
这个曾经被誉为英雄的人，在面对死亡之际，恐惧感战胜了道德感。
而投降并被杀这个不光彩的结局，更是反转了人们对他的评价。
但这首五言绝句还是被收进了《唐诗三百首》。只是今天的人们在背诗时已很少去关注哥舒翰，更多的是从中去想象那个尚武的大唐。
《长安三万里》把这一段故事演绎得很是悲壮：被俘虏的哥舒翰宁死不屈，他让高适快走，不要救他，以大唐的社稷为重。他只托高适带给皇帝一句话：番将也有忠臣。
电影让情感停留在这悲情的一刻，而没有让观众看到残酷的真相。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哥舒翰镇守潼关时，高适陪侍在他的左右。兵败后，高适侥幸逃了出来，一路奔向御所，面见玄宗，陈述自己所看见并了解的一切。高适的“报告文学”来自第一线，玄宗听后觉得难得，封高适为谏议大夫，正五品官。
让高适震惊的是，接下来他看到的是潼关2.0版：
远在成都的唐玄宗颁布诏书封远在灵武的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命令诸皇子各自带兵抗敌，而各路兵马都要听从他这个皇帝的调度。
要不怎么说父子连心呢，在玄宗发布这道命令的同时，太子李亨也在众人的推举下在灵武称帝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了。
潼关是将相不和，这里是皇室操戈。高适激烈反对无效，于是投奔肃宗。可以看出，经历潼关之变后高适已颇具政治能力。
永王李麟响应玄宗的号召，在江南拥兵自立。以正统自居的唐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率大军征讨李璘。而天真的李白此刻正在永王军中，还兴致勃勃地要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呢。
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则被投入监狱。
江湖传言都说是郭子仪救了李白，更有人说二人早年就有一段故事。但这一说法出现在百年之后裴敬所写的李白墓碑上。而学者们早就考证过郭子仪的生平轨迹，与李白似乎并无交集。
也许是因为，郭子仪有再造大唐的功劳，而李白又是大唐诗仙，于是后人将代表文武巅峰的两人凑一起搞个美丽传说。
想象总是美好的。
就像电影里说高适用围魏救赵计策击败吐蕃，实际上吐蕃被赶出长安全靠郭子仪勤王和大唐军民的反抗。至于电影中那个和高适踏雪疾行奋勇杀敌的太监程公公，原型应该是程元振，但没有记载证明他是高力士的徒弟。
程元振和高力士一样，身为皇帝近臣，隐性权力很大，好事坏事都有份。
程元振站在肃宗这边，保护了太子李豫，又拥立李豫继位，是为唐代宗。但日后长安丢失，代宗逃难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电影里的“高适”极尽完美，“程公公”也一脸正气，他们的形象不能与历史人物完全对得上号。
《长安三万里》不是历史。而历史又是什么呢？
某种意义上，我们能看到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就连历史这门学科也只是通过存世的文献去推论才能部分还原史实，终究不是百分之百。
在史书的留白处，存在无数种可能性。历史本身就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而这无数的可能性更是为我们放飞想象力提供了空间。
当电影中的高适和程公公策马扬鞭，大呼“为了长安”时，用那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电影里的人物，是盛唐的诗魂，是盛唐气象的人格化。
它或许不够“真实”，但却营造出了“真实感”：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如此风采，引发了我们心中的共鸣。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往后的时间里、在此后的作品中，还会有另一个高适、另一个李白，以及另一个大唐，另一个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