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生,并不是鱼的一生,而是中国人的发明。
虽说提起鱼生,很多人都会想到日本刺身。但改名换姓,也改变不了出身。
鱼生,实在比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还长。
鱼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诗经《小雅》云:“饮御诸友,魚鳖脍鲤”,炰鳖指的是蒸熟的甲鱼,而“脍鲤”就是生的鲤鱼片了。古人觉得鱼生可好吃了,特别为此造“脍炙人口”一词,“脍”是鱼生,“炙”是烤肉。一生一熟,各有滋味。
青铜器是记录国家大事的,上面竟也不忘记载生鲤鱼片,可见鱼生是国宴主打菜。
《礼记》说:“凡脍,春用葱,秋用芥”,当时人们吃鱼生,春天配小葱,秋天配芥末,跟今天也差不多。
中国人对饮食有着极致的追求:“清明鱼开口,白露鱼闭嘴”,什么时候食材肥美,什么时候鱼开始活跃,我们心中口中都有数。
东汉时期鱼生已是大众饮食,不吃反而会成新闻。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的记载“祝阿不食生鱼”,祝阿即山东齐河县祝阿镇,居民居然不吃生鱼,被应劭当做奇风异俗特别标注一下。
停不下来
美食通常有名人为之加持。
如汉朝文学大家枚乘就曾在《七发》中说到“鲜鲤之鲙,秋黄之苏”,也就是说要在生鱼片下面垫上一层紫苏花叶,除了点缀更好看外,这类辛温芳香的材料也有利于胃肠消化,芥末、生姜如此,紫苏叶也是如此。
三国大佬曹操还曾亲自点名要吃松江的“鲈鱼脍”,他那个很有艺术细菌的儿子曹植甚至为之作赋:“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丞相府中的生鱼片切得薄如蝉翼縠绸,松散若雪花随风飘扬。可见刀工了得。
贵族们吃得停不下来。《三国志》就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常常感到胸中烦懑,脸色赤红,没有食欲。神医华佗给他把脉后便道出病症所在:“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华佗一剂汤药下去,陈登很快就吐出三升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看到这个场景,华佗痛心地说你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别忘了找我,不然会要命的。
但吃货通常不会重视医生的告诫,陈登也不例外。他病刚好点就继续放开了吃,才39岁就旧病复发而亡。
后世学者据此推测,陈登患的很可能是肝吸虫病,吃生的、或半生的鱼虾最容易导致此病。其实这点在东汉末年的张仲景《金匮要略》一书中也有记载:“食脍,饮奶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疟”。可见三国时期中医已经对寄生虫的发生和医治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真正的吃货往往舍生忘死。
漂洋过海
唐代,鱼生尤为流行。且频繁出现在诗人的笔下:
王昌龄说他吃鱼生配的是橙齑:“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鱼雪落鲙橙齑”;
白居易则说自己喜欢蘸着芥末酱:“鱼脍芥酱调,水葵盐豉絮”;
会吃又会写还要属李白。天宝六载(747年),李白路过中都(今山东汶上县),一个叫逢七朗的小吏,提着一罐土酒、两尾刚从汶水里捕获的活鱼,兴冲冲地找到了客栈里。李白是个热情外放的人,对于粉丝向来不吝笔墨,于是写下《鲁中都有小吏逢七朗以斗酒双鱼赠余於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双鳃呀呷鳍鬣张,拨剌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肌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
口腹之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唐朝皇帝姓李,因“鲤”字和“李”字谐音,曾两次下令禁捕鲤鱼,但这两道禁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不但平民,就连官员都照吃不误。如王维诗中写道:“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白居易在苏州剌史任上,更是亲自到辖区内观赏打鱼,渔民吃他也吃,且有诗为证:“朝盘鲙红鲤,夜烛舞青娥”(白天吃鱼生,晚间看舞蹈)。反正法不责众嘛。大家都吃,就等于大家都无罪。
不过唐人的鱼生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并不是鲤鱼:“脍莫先于鲫鱼,鳊、鲂、鲷、鲈次之,鲚、魿、青、黄、竹五种为下,其他皆强为。”但各人口味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杜甫就认为“鲂鱼肥美第一”。
唐人会吃也会做,且跟今天一样喜欢炫技。名厨喜欢在宾客面前表演刀艺,“运肘风生”、“左右挥双刀”,刀法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叶缕、对翻蛱蝶、千丈线等,一招一式,尽显功底。一般斫脍时,砧板上会铺上白纸以吸收鱼汁。而刀功高明的大师傅,生鱼片切得极薄极细,放在白纸上几乎不见汁水。这样的生鱼片松散不黏连,观感和口感都更好。
晚唐名家段成式在名作《酉阳杂俎》里记载了脍刀手南孝廉的表演:“进士段硕尝识南孝廉者,善斫脍,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有一次“忽暴风雨,雷震一声,脍悉代为蝴蝶飞去”。这段模仿《庄子》中“庖丁解牛”的写法,庄子能把切牛上升到哲学高度,唐人则把切鱼化作文学想象。
也就是在这时,鱼生被日本学走,成为日本国菜。
日本人食用鱼生的最早记录见于公元720 年的《日本书纪》,这正是大唐开元年间,遣唐使派遣人数最多的时期。
遣唐使都是精挑细选的好学生,所以不管是花道、茶道还是鱼生,都学得像模像样。如《今昔物语集》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崇德天皇的宴会上,有个叫藤原家成的贵族展示了切割鱼片的技艺,举座为之惊叹。
老广的菜
宋人吃鱼生则更为优雅。北宋《太平广记》记载有一道“金齑玉脍”,即银白色的鱼生搭配金黄色的香柔花叶,颜色鲜艳夺目,一席生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意考证香柔花就是中药香薷。此物具有强烈的芳香气味,花色嫩黄、浅红、淡蓝、深紫各不相同,装盘格外好看。
宋朝富裕,所以人们吃得更高端。如杨万里写道:“群仙遥劝九霞觞,金盘玉箸鲸鱼脍”,他都吃上鲸鱼脍啦。范成大也毫不委屈自己的嘴,他吃的是松江四鳃鲈:“细捣枨虀买鲙鱼,西风吹上四鳃鲈。雪松酥腻千丝缕,除却松江到处无”,吃得就是特供的感觉,至于价格倒不在话下。
大文豪欧阳修也爱食鱼生,但家里没有理想的厨子,得知同僚梅尧臣家中女厨最擅长鱼生,于是每逢休假便上街买鲜鱼,让梅家女厨为他“现场加工”。
但这已是鱼生最后的辉煌了。元朝之后,鱼生开始退出主流。
毕竟,北方游牧民族更爱的是牛羊肉,而不是鱼。但也不是完全不吃,如高士奇《西苑侍直》就记载清代御膳房还是有鱼生供奉的。
鱼生逐渐退缩至广东。岭南地区因有地理屏障,能够多次避开中原的战乱,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古汉语的发音,连鱼生这道古味也完整的保留下来。
清代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粤俗嗜鱼生……以初出水泼剌者,去其皮剑,洗其血腥,细脍之以为生,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
今天顺德鱼生较之记载更为丰富,配料已多达十几种,有葱姜蒜、豉油、花生碎、芝麻、指天椒、洋葱丝等。
广东俗语“夏至狗肉,冬至鱼生”,岭南食用的鱼生,“以嘉鱼,鰽鱼,以黄鱼、以青鲚、以雪魿、以鲥、以鲈、以鲩”,大部分仍是淡水鱼类。
但淡水鱼终究寄生虫较多,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鱼肉保鲜不易,又太柔软不便携带,但这些问题对于老广来说都不是问题。
鱼生在日本始终流行。但这也只是因为日本自古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畜牧业欠发达,牛羊肉少见且价格奇贵。幸好日本处于海洋冷热洋流交汇处,鱼类资源丰富,于是更多的食用鱼肉。
鱼生三千年,见证着口味与健康的博弈,也见证了饮食和文化的变迁。
今天的食客不再畏惧寄生虫,但一机在手便各种菜色尽有,故而对鱼生也只是偶尔宠幸一次。
鱼生不再是必需,但却是记忆。
品尝一口鱼生,感受的不仅是自然的气息,更是历史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