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的上映，带火了黄河路和上海美食。汪小姐至爱的排骨年糕，外卖搜索量猛涨7倍，老字号“鲜得来”云南路总店史上头一遭卖空了。火锅热气蒸腾，见证了阿宝的缘起缘灭。观众们追得津津有味，边看边点菜。
作家们喜欢用食物隐喻世间万物，哲学家也这么认为：“人就是他所吃的什么”。人之为人，与他的食物、获取食物的渠道、享用食物的方式，关系匪浅。
王安忆：上海小姐的食色
《长恨歌》写的是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人人都认定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就是王琦瑶。
至于上海究竟是美丽还是小资、是虚荣还是聪慧、是风情还是小布尔乔亚的纸醉灯迷莺歌燕舞，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王琦瑶天生丽质难自弃，因此当选“上海小姐”。乱世名媛，做了权贵的金丝雀。事后看当然是不值得。但身处其间，还是迷失在海上繁花之中。
金屋的日子静极生闲，还好她没有染上恶习、恶疾。此后沧桑巨变，金主死于逃难，她也搬出金屋回到市井。
中年王琦瑶最爱吃泡饭加黄泥螺。其实黄泥螺也蛮好吃的，但终究不是活色生香的正餐。
弄堂里的生活和人情都是素净的。
隔壁的严家师母叫她打牌，会准备好王家沙或者乔家柵的点心。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
临近过年，她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萨沙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舂舂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
蛋饺、米糕，都是沪上最家常的食物，作者却写出了细腻的人情。
王琦瑶偶尔下厨整顿饭招待客人：“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鸭，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盆”。 热菜是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
这桌菜，用作者的话说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没有一点要盖过严家师母的意思，也没有一点怠慢的意思”。
看在外人眼里，这一桌冷盆、热炒，颜色漂亮，荤素、浓淡调停得当，兼顾了制作成本和时间的统筹。看似波澜不惊，却极有用心，真真是一个上海女人的作为。
当事人的感受自然更深： “起了热锅以后，王琦瑶还眼中含泪，觉得今天终于热气腾腾，活过来似的。煤炉上炖着鸡汤，她另点了只火油炉炒菜，油锅哔剥响着，也是活过来的声音”。
终其一生，她找不到一人可长久共一桌家常茶饭。
张爱玲：文艺女青的心水
张爱玲说自己就是个俗人，所以她讲了很多花开花谢的故事，也喜欢絮叨她喜欢的衣服和食物。
张爱玲吃东西很刁，哪怕是吃螃蟹面，她也是“吃掉浇头，把逼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有点造孽”。
张爱玲对西点也有严格的评分，特别点名表扬自家隔壁那家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张爱玲喜欢他家特有的“方角德国面包”，说外皮厚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并且引用姑姑张茂渊的话“可以不抹黄油，白吃”。 她还曾买大盒的奶油蛋糕准备送人，因为“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
飞达咖啡馆则是张爱玲的乡愁。晚年侨居国外，还念念不忘：“加拿大的香肠卷从手艺上比不上以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油大又辛辣”、“纽约一家丹麦人开的点心店里，拿破仑比不上飞达的好”……
留恋的不仅是口味：“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
虽然她早就与他那个抽大烟又续娶的父亲断绝了关系，但那血缘深处的羁绊却是斩不断理还乱的。
四十年代后期，物价疯狂上涨，很多咖啡馆西点店都难以维系原来的水准，飞达的栗子蛋糕还能保持一贯水准。当然价格也是贵的。大家一边吃，一边称赞：“贵虽贵，生意还是好的，一出笼便卖完了，迟到一步便尝不到了”。
飞达持续到1950年代结束营业。据说蛋糕师傅被凯司令请去，所以那栗子粉蛋糕的味道一如既往地好，历经九十余年的时光，至今仍是招牌。
上海人确实是喜欢咖啡馆的。
上海的咖啡馆首先是个社交场所。其意不在咖啡，至少不专在咖啡。凸显的是社交和事务功能。
见朋友、谈事情、谈生意，约会，然后才是咖啡和蛋糕。
据说张爱玲就喜欢在咖啡馆写作，静安区特意开了家“玲咖啡”向她致敬。
这里也是“张迷”的朝圣地。咖啡馆布置成老上海格调，有怀旧墙纸和张爱玲旧照。书架上放着老上海和张爱玲的书。普通“张迷”来喝咖啡兼拍照，陈子善之类的知名“张迷”则喜欢带人来这里开派对。
鲁迅：文化巨擘的宴席
夏丏尊曾回忆道：“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是鲁迅每夜必需的粮，斋夫摇寝铃前买好送进房间，周六夜里备得更富足”。
鲁迅夜夜吃条头糕，竟然不腻，果然是国产糯米胃。
但鲁迅是文坛巨擘，私下可以吃得恣意，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讲究排场的。比如他招待英国文豪萧伯纳，午饭甚至都开在了宋庆龄的家里。
鲁迅又常组织活动，所以他可以穿得马马虎虎，但请客吃饭却一点都不吝啬，也因此对沪上的饭店如数家珍。
被鲁迅翻过牌子的饭店包括：新雅粤菜馆、功德林、新亚饭店、知味观、南京饭店及荷兰西菜室等。
在功德林和田汉等进行文艺漫谈；在荷兰西菜室和左翼团体聚会，还过了自己的五十岁寿辰；在新雅茶室等地和陈望道等商谈杂志编辑……
其中知味观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1933年，一年内就在知味观请客五次：4月22日晚，“在知味观招诸友人夜饭，坐中为达夫等共十二人”，这次宴会是为了介绍姚克与上海文艺界人士见面，同时也为郁达夫践行。10月23日，宴请日本福民医院院长和内山君等，点了“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日本人回国后，广泛宣传知味观，以致很多年后，日本团体到上海访问时，还对照着书寻到知味观来吃饭。
名人是菜馆最好的广告。汪伦请李白喝顿酒，就因此而青史留名了。饭店的老板们也深谙此理。
比如汉口路云南中路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老板是河南开封人岳秀坤，他知道鲁迅是沪上名人，每次鲁迅到梁园吃饭，他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主动上门给鲁迅做家宴。鲁迅也没辜负老板的心意，把他写进了日记里：“晚熟梁园豫菜馆来寓自馔”。
1934年，鲁迅曾5次在梁园请客，每次必点糖醋软熘鲤鱼焙面。特别是宴请萧军、萧红那次，鲁迅钦点了鲤鱼焙面、炸核桃腰、三鲜铁锅蛋、酸辣肚线等。此后这个席面便被命名为“鲁公筵”。
而梁园致美楼也正如老板所愿，和鲁公一起永远地留在了现当代文学史那一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