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引言
自特朗普2016年首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经历了对华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沿用了上述提法并多次强调中国为“竞争对手”，2025年，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仍然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并主导升级对华贸易战和关键技术对华限制。围绕关键领域展开产业和技术竞争近年来一直是中美博弈的核心议题，美国将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印度视为可“削弱”中国关键领域实力的重要伙伴，意图在“印太战略”及“印太经济框架”下加强与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产业的产业链合作，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供应链伙伴关系”，通过帮助印度提高科研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能力，迫使更多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从中国大陆向印度转移，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固定资本形成并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印度认为加强与美国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能够促进产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并遏制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削弱中国在南亚日渐增长的地缘经济影响力。
美印产业链合作的层次化解析，可分为战略框架层面和行动层面。在战略框架层面，美印主要围绕战略协同和技术产业协同展开。美印产业链合作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到经济和技术层面，体现了美印在印太战略下的战略协同意愿和制度性合作安排。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形成了多层级的战略合作框架：包括美印战略对话（“2+2”机制）、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的美印小组，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等。这些框架促进了两国在国防、技术与经济领域的互动。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美印正在“打造战略技术伙伴关系”，通过 iCET 推动两国整合技术和国防供应链，构建“可信且具韧性的创新基地”。
在行动层面，美印加强产业链合作侧重于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和产业布局。两国政府通过签署双边谅解备忘录和联合投资等方式，明确了产业链合作机制和重点领域，并已在太空、半导体、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矿产资源（注：原文为先进电信，编者根据引用文献进行修改）、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例如2024年美印将联合发射载人航天任务，推动太空技术共同开发；两国签署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发锂、钛、钒等资源。在半导体领域，通过美印“半导体供应链与创新伙伴关系”备忘录加快在印度建设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产线。美国期望通过上述产业链合作利用印度劳动力人口与地缘环境的双重优势有意挤压中国在相关产业中的全球份额。美印产业链合作正逐步形成“去中国化”供应链结构，力图构建脱离中国的关键领域供应链体系。
从战略产业视角分析，本文所指的“关键领域”是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政策划分的多个高技术领域，包括半导体、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有色金属（战略矿产）、计算机制造（电子信息）等。这些领域均属国家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重点基础产业，其划分逻辑体现在：一是技术密集高端，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如半导体和航空发动机技术；二是资源与供应链关键，如稀土、钒钛矿等战略矿产决定产业上游原料安全；三是产业延伸广泛，对上下游带动能力强，如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业。政府文件明确将信息技术、生物、航天、新材料等列为高技术产业关键领域。以《“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为例，要求突破16/14纳米芯片制程、提升存储器制造等半导体能力；重点培育创新药物和疫苗、推进生物医药自主化；推动民用大型客机和航空发动机研制，实现航空产业自主突破；加强高强度轻合金、复合材料等航材研制；以及开展战略矿产综合利用、回收利用工业尾矿中的稀贵金属。上述行业都与国家安全及经济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被视为“关键领域”。
长期以来，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为企业实现跨国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跨国公司基于比较优势，遵循效率原则，将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全球布局，以实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财富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复苏等因素促使国家对供应链加强监管，政治权力加大了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渗透力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下，地缘经济战略和大国竞争成为重塑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因素。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价值观和安全概念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因素，大国竞争导致了“断链”“短链”等破坏性情况的发生。部分占据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地位的国家可通过操控关键环节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获得打击竞争对手产业链稳定的能力。自2016年以来，美国就如何遏制中国在关键领域发展所形成的战略日益体系化、理论化、联盟化。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多边构成分析，由于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印度就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需要全力争取的战略对象。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印太战略”，将印度置于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中美经济竞争的烈度进一步加强，日趋公开化、政治化。中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博弈也推动了全球大型跨国企业在关键领域产业链布局上做出改变，迫使部分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将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及印度、越南等国。2020年之后，拜登政府进一步升级了“印太战略”，继续推动印度“盟友化”进程。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表了《美国印太战略》，进一步阐释“印太战略”，并在同年5月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了不依赖中国产业链尖端技术领域产业链合作的联合声明。2023年，美印之间在重要领域进行了多层次战略性接触，在关键新兴技术、国防工业以及贸易关系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协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双方高层发表了以战略科技合作为核心的《联合声明》，明确公开美印将推进半导体产业、清洁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基础通信等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
关于美印关键技术产业链合作，现有研究多从地缘战略或双边关系角度进行解读，但较少系统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其背后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复杂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驱动美印深化关键技术产业链合作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这项合作在实践层面涵盖哪些具体领域与内容？第三，这项合作对中国关键领域产业链构成的具体影响是什么？第四，美印加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冲突与局限性何在？
二、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的理论
逻辑：从思想演进到战略对接
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的深化，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市场”互动逻辑的当代实践。本部分通过构建三层递进式理论框架，系统阐释双方深化合作的内在机理。
（一）
美国“新华盛顿共识”的思想演进及“印太战略”下的美印“靠拢”
“华盛顿共识”向“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进，标志着美国从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供应链全球化价值分工体系向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供应链联盟体系转型。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通过“小院高墙”策略在关键技术领域构建将对美构成严重竞争或安全威胁的国家排除在外的联盟体系。其理论根源在于美国试图在大变局下维护霸权体系的稳定与其二战后构建的国际机制的稳定，以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产业链的主导优势。
近年来，美国原有的经济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供应链的“短链化”“在岸化”冲击了旧共识的核心——即经济全球化和高度自由的世界市场。如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就是依靠全球“商品链”连接而成，其背后是全球性的劳动和生产网络。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实体制造业的流失，产业结构的“去实向虚”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新自由主义和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在美国失去了认同基础，美国中部内陆地区的民众迫切寻求改变。在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上，美国再次从“杰弗逊主义”回到了李斯特和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思想，即“国家必须放弃和牺牲一定的物质资产以获取文化、技术和统一的生产力量。它必须牺牲某些现实的利益，以保障获取未来的利益”。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制造业优先”和“进口替代”的战略，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是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都与其制造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基于上述逻辑，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提出了“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的理念，其重要策略就是通过“加征关税”的政策以实现上述目标，这些政策受到了美国内陆“铁锈带”民众的广泛欢迎。
为应对“中国竞争”，拜登政府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3年4月发表主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的重要演讲，提出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治国理念在理论上从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转向更注重国家干预的新策略。“华盛顿共识”主张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和私有化，但如今这一理念已被新的共识所取代。“新华盛顿共识”突出了四大挑战，强调这些挑战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到全球的稳定与发展。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正被“掏空”。以要素成本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导致本土制造业大量外流，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产业结构脱实向虚严重削弱了美国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技术创新能力，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也因此下降。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自由主义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促使全球秩序在和平中合作，然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竞争冲击大于合作利益，已经成为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中国在高技术、国防军事、贸易关系等关键领域的影响力都在迅速提升，使美国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战略难以维持，美国担心中国会挑战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不仅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危机加剧了清洁能源转型的压力。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缺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领导力，中国则将经济政策和气候战略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