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经济观察报
2025年，“就业”成为全年最具公共情绪张力的议题之一。
宏观数据未现系统性失衡：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稳就业持续被置于宏观政策优先位置；但微观感受明显偏冷——“毕业即脱节”“考编上岸”“灵活就业不敢久干”“越努力越焦虑”等叙事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这种“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使就业问题超越经济指标范畴，演变为高度情绪化、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制约交织的社会议题。一句话概括2025年就业状态：岗位并未消失，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可获得性显著下降。
三股力量交织下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理解2025年就业困境，需置于更大时代背景下审视：
第一，产业结构深度转型
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减弱；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产业虽势头强劲，仍处于资本驱动、岗位精选阶段，用工集中于研发、工程技术、系统运维等高技能环节，规模有限、门槛较高，短期内难以形成普适性就业吸纳。
第二，经济增速换挡与不确定性增强
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趋紧，招聘更趋谨慎：“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就业需求呈现节奏放缓、方式弹性化特征。
第三，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传导受限
餐饮、零售、文旅等传统就业“蓄水池”扩张受阻，受居民收入预期偏弱、预防性储蓄上升、房地产财富效应回落共同影响，叠加平台价格竞争与租金、人力、获客成本上升，挤压中小服务企业利润空间。企业普遍倾向“少招、缓招、短招”，增加小时工与兼职比例以对冲波动。
三股力量叠加下，就业压力既具周期性特征，也日益显现出结构性固化倾向，并正由阶段性挑战转向中长期约束。
几组关键事实：压力并非只是感觉
回归基础且高度指向性的数据：
供给端压力前所未有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按人口与教育结构推算，1200万以上规模的毕业生潮将持续至2035年。
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位运行
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维持在16%—18%，显著高于整体约5%的水平。
避险型选择显著增加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71.8万人，十年来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延期”成为普遍选择。
三组数据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就业压力并非主观焦虑，而是系统性挤压的结果。
统计意义上，若失业率保持稳定而个体感受持续偏冷，一方面源于部分劳动力退出市场（如长期考研、全职照护、被动返乡），形成“隐性失业”。需说明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采用国际通行抽样方法，仅覆盖“积极求职但尚未就业”人群，对暂时退出者不计入失业统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宏观与微观感受的温差。
与2019年相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按当前15岁及以上人口测算，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应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退劳动力市场，近三年潜在收缩规模约1500万—1800万人。这部分人群以延迟就业、继续求学、全职照护、被动返乡等形式阶段性脱离市场。
微观感受与宏观数据的温差，另一大来源是劳动报酬体感弱。尽管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52.5%升至2024年的54.04%，但低收入群体增收较快、区域与城乡差距收窄，推动了该比值上升；同期行业与岗位间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加之房地产价格下行削弱居民财富效应，进一步压缩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未来预期。
总体看，就业承压不仅通过抬升失业与不稳定风险影响劳动者参与决策，更通过拉大岗位间报酬落差，削弱劳动投入吸引力。这并非简单岗位收缩，而是劳动者与岗位匹配关系的系统性变化。
就业问题是“错配”，而非“消失”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从聚合到智能：数智平台AI促就业白皮书》显示：在支付宝就业平台获岗位推荐后，劳动者从看到岗位到敢于投递的比例下降近78%。
这表明：就业市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人与岗越来越对不上”。岗位仍在，但在以下四方面出现显著错配：
一是技能错配
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及技术融合能力需求快速上升，导致高学历劳动者难以在既有岗位结构中有效匹配。中等及低技能劳动者同样面临技能鸿沟：传统体力或单一操作岗位持续萎缩，而新岗位对数字素养、设备协同、平台规则理解与服务沟通提出更高要求，但培训供给不足、转岗通道模糊，使其难以前移。
二是预期错配
青年对岗位稳定性、保障与回报的组合预期提升，而市场供给大量岗位难以同时满足三项；与此同时，新职业、出海、乡村振兴等潜力领域，在成长性、回报空间与职业积累方面具备优势，但其风险、信息与路径尚不被充分认知与接受。
三是就业过程错配
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表现为“岗位存在”与“就业过程高度不确定”并存。求职撮合、试岗履约、计价结算、报酬支付及纠纷处置等关键环节，劳动者持续暴露于信息不对称与制度保障不足的风险中，就业风险正从“失业”转向“能否顺利完成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的在岗风险。
四是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错配
2025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爆发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与商业模式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覆盖东南亚、中东、拉美及非洲等地。国内市场“内卷”与海外岗位“紧缺”形成鲜明反差。未来劳动力市场格局有望从城乡二元，升级为含海外市场的三元结构，出海将成为中国青年就业新市场。
青年就业困境：避险理性与公共福利损失
大学生“就业难”与“考编热”是2025年最受关注的就业现象。核心困境可概括为：学历在上升，机会却在收缩。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者发现，传统白领岗位减少、新兴产业门槛高、基础岗位薪资低、强度大、发展路径不清。
“考编热”并非价值观转向，而是基于稳定诉求的高度理性避险——稳定现金流、长期社保、不断档就业、可预期职业路径，成为不确定时代的稀缺资源。
但当避险成为集体选择，系统性风险反而上升：人才过度集中于体制与少数赛道，加剧竞争；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抑制创新活力；大量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就业堰塞湖”，进而可能陷入效率下降螺旋。
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带来长远社会福利损失。当前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当大量具备创新潜力的高学历人才持续从生产性部门（研发、制造、市场化服务业）流向分配性部门（行政、事业单位），易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折射出市场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
AI重塑就业结构，岗位极化而非简单抢工作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是2025年关键讨论主题。其冲击绝非简单替代，而是通过改变任务相对生产率，系统性重塑岗位结构与技能回报格局。
岗位结构呈三重极化趋势：
- 高端岗位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系统架构与复杂决策等“非标准化任务”相关岗位需求上升，技能溢价加速集中；
- 中间岗位压缩：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类白领岗位任务被AI吸收或弱化，中等技能岗位回报与稳定性同步下降；
- 低端服务岗位保持韧性：即时配送、照护、生活服务等依赖面对面交互与情境判断的岗位，短期难被替代。
由此形成“岗位极化”：高端技能回报放大，通用型白领技能市场价值断崖式下滑。部分高学历劳动者遭遇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就业表现——学历持续提升，但边际收入回报与职业上升空间受限。
AI亦催生新机遇：一是直接催生算法训练、数据标注、智能系统运维等技术密集型新职业；二是作为通用技术嵌入传统行业，推动大量技术融合型新职业涌现。多地人社部门紧缺职业目录显示，人工智能、数字服务、智能制造、数字内容相关岗位长期供不应求。
AI还大幅提升个体生产率。自由职业者与善用AI工具的专业人士，正以较低成本开启创业。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已推进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生态建设，正是AI赋能个体的现实体现。
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规模继续增长
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将“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标志着其已从传统就业补充升级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内容创作者、自由职业者等主体规模持续扩大；综合性平台与垂类平台快速发展；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构建与市场化解决方案同步完善。
但问题依然突出：收入波动大、社保与工伤医疗保障不足、职业发展路径模糊，尤其社会保险缴纳仍是最大难题。
当前制度供给尚未完全覆盖就业关系碎片化、用工责任主体模糊化的现实复杂性，在保障水平、缴费能力与责任分担之间仍存明显冲突。
2025年7月31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出台，被部分舆论解读为“全民强制社保”信号，引发广泛关注。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2024年完全合规缴纳社保基数的企业仅占28.4%，约七成存在不缴或少缴情况。“全民强制社保”争议本质反映：以单位为核心的传统社保体系，与就业形态多样化、企业利润承压的现实之间存在深刻不适配。
2025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第810号令），明确平台企业须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及从业人员身份、收入等涉税信息。税务总局配套公告细化“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办”。
该制度安排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可核验的税收轨道，有助于压缩灰色空间、降低交易不确定性，为新就业形态建立“可统计、可追溯、可治理”的制度基础，也为后续社保衔接、权益保障与政策精准投放提供关键前提。
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需求收缩与风险外溢
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显著提前。传统高峰在春节前一周，但2025年11月起便有大量返乡，部分媒体称较往年提前约三个月。
主因在于建筑与制造业需求疲软：房地产与基建项目开工放缓、用工周期缩短，部分工地因资金链断裂停工，工资拖欠频发；制造业订单波动加大，临时用工增多，个别工厂假期延至次年春节后；餐饮、物流等服务行业亦因消费疲软裁员。叠加城市生活成本高企、工资增长停滞，“挣不到钱不如回家”成为现实选择。
农民工就业关联农村家庭全局收入，常为“一人务工、全家脱贫”。许多家庭靠夫妻二人支撑四位老人（每人月养老金仅百余元）与上学子女。非自愿返乡可能引发家庭经济压力骤增，若乡村缺乏妥善就业承接，易激化社会矛盾、威胁农村稳定。
返乡潮提前也是长期趋势缩影。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已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过去跨省务工带来显著收入溢价；如今，高风险、高成本与收窄的收入优势，使农民工不再无限期“死扛”于城市。
同时，县域产业园、零工市场、平台用工下沉正增强本地替代能力——外卖、即时配送、家政服务、县域服务业等逐步吸纳劳动力，但优质岗位仍十分有限。
总体而言，农民工就业风险已从“是否有活干”，细化为“干了是否拿得到钱、能干多久、是否值得跨省流动”。避免就业风险向返贫风险、家庭风险外溢，应成为当前政策焦点。
“躺平”和“内卷”并存：当前就业结构下的两种理性选择
“内卷”本质是过度竞争。高质量、可预期岗位增速远低于劳动力供给增速，“好岗位”成为稀缺资源；同时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被放大：一次失业或降薪，可能引发半年空窗、住房压力、婚育危机，倒逼劳动者不得不卷。
与之看似对立、实则逻辑一致的是“躺平”——当边际努力回报显著下降甚至为负时，理性反应是降低投入。工时增加而收入增长有限、考核更严但晋升收窄、“多做≠多得”，拒绝绑定全部精力于胜率极低的竞争，同样是务实选择。
因此，“反内卷”与“不躺平”并非反对“努力”或“不努力”，而是反对“低效、无出路的投入”。反内卷，反对企业恶性价格战、劳动者被迫超时超强度竞争、不产生社会增量的形式消耗；不躺平，则是防止大规模退出劳动参与、人力资本长期闲置、青年职场主动性消退。
错配、极化与避险：交织着多重矛盾的就业市场
2025年就业图景可概括为：经济与技术转型打破原有均衡；技术进步加速岗位重组，制度响应滞后；劳动者以避险方式自我调整，集体避险又反向放大结构矛盾。所有热点，均为这一动态失衡的不同侧面。
当就业问题从“数量问题”转向“结构与制度问题”，政策目标亦须从单一转向多元。其联动收入分配、消费、产业升级、居民预期、家庭决策、婚育选择与人口结构演变等核心命题：就业稳定性直接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倾向；就业质量与不确定性制约青年婚育意愿；就业结构决定产业转型的人力基础；就业预期则塑造企业投资、劳动力供给与宏观经济内生动能。
展望2026及未来，就业市场矛盾性、复杂性空前加剧——但这亦是难得的历史窗口期：
- 对政策制定者，是重塑就业治理框架、推动制度从“应对冲击”走向“塑造预期”的关键时刻；
- 对学界，是深化技术变革、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制度互动研究的重要契机；
- 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是在稳就业与促转型间寻找新平衡的现实考题；
- 对劳动者个体，是通过技能积累、路径调整与社会协同，重建职业韧性的过程。
只要全社会形成共识——不回避结构性矛盾、预判技术冲击、理解个体理性选择，以制度创新降低不确定性、以公共治理托底基本安全感、以多元路径释放人的潜能、以公平分配激励劳动积极性，当前复杂就业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迈向更高质量就业体系与发展模式的重要起点。
如果说2025年让我们看清了就业问题的复杂性，那么2026年，将考验我们是否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制度进步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