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新修订《仲裁法》将于2026年3月1日生效，中国仲裁制度迎来1994年以来最系统的一次升级。引入“仲裁地”概念、明确涉外仲裁规则、承认临时仲裁与在线仲裁、放开部分区域外资仲裁机构设点，标志着中国仲裁正在主动对标国际主流框架。与此同时，新加坡作为全球三大仲裁中心之一，其制度成熟度、国际公信力与司法支持强度，仍然是跨境合同中的“默认优选”。作为律师，在为客户设计争议解决条款时，核心不在“谁更好”，而在谁更适合这个交易。
一、制度框架：新法补齐短板，但成熟度仍需时间验证
新《仲裁法》的最大进步，是体系化与国际接轨：明确“仲裁地”使程序法与司法监督更可预期；承认临时仲裁与在线仲裁，回应跨境交易的效率需求；并对仲裁机构治理、透明度提出更高要求。这些变化，直接改善了以往“程序确定性不足”“涉外仲裁路径不清晰”的痛点。
但从实务角度看，新法仍保留较强的法院介入色彩，尤其在临时措施、证据保全等关键节点，仲裁庭自身权力仍相对有限，通常需要法院协助。相较之下，新加坡仲裁体系（以UNCITRAL示范法为基础）在仲裁庭程序自治方面更为充分，紧急仲裁员制度、临时措施裁定等工具运转成熟，能在不频繁动用法院的情况下，迅速稳定交易风险。这一点，在高价值、时间敏感型项目中尤为重要。
二、司法支持与可预期性：新加坡仍具“中立与稳定”溢价
选择仲裁地，本质是选择哪一套法院作为“后盾”。新加坡法院长期秉持“最小干预、最大支持”的仲裁友好政策，对仲裁协议与裁决的尊重度极高，这为当事人提供了高度可预期的司法环境。对于跨境并购、能源、航运、融资等项目，这种可预期性本身就具备“风险定价”的价值。
中国新法在制度层面已明显强化司法支持与边界划分，但司法实践的统一尺度仍需要时间沉淀。对以中国为主要履约地、资产所在地在中国的项目，当事人往往更看重执行便利与本地司法协作，这正是中国仲裁的现实优势；但对需要“第三地中立性”的交易，新加坡仍然具备明显的心理与市场溢价。
三、执行与资产落地：关键不在“裁决好不好”，在“钱能不能拿到”
从律师实务看，客户真正关心的不是裁决书写得多漂亮，而是能否高效变现。若被执行资产主要在中国境内，中国仲裁（尤其是新法下程序更清晰的涉外仲裁）在与本地法院协作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通常更可控。相反，如果资产分布在多国，或需要在多个司法辖区并行执行，新加坡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全球可接受度更高，执行路径的摩擦成本更低。
四、成本、效率与团队配置：并非越“国际”越适合所有项目
新加坡仲裁的专业度与国际化程度，意味着更高的律师费、仲裁员费与整体成本。对于标的额中等、争议结构相对清晰、且与中国市场高度相关的项目，中国仲裁在成本—效率比上往往更优。新法对在线仲裁的承认，也将进一步降低程序成本，提升案件管理效率。
但对于结构复杂、证据跨境、当事人多方博弈的争议，新加坡在仲裁员资源池、国际律所协同、程序管理经验上的优势，依然明显。
五、策略性选择：不是“二选一”，而是“场景化配置”
从律师的合同设计角度，可以归纳为三条实务规则：
1. 中国因素主导型交易（履约地、资产地、主要当事人在中国）：优先考虑中国仲裁（在新法框架下明确仲裁地、机构与程序规则），以换取执行效率与成本优势。
2. 中立性敏感型交易（股权并购、合资纠纷、控制权争夺）：优先考虑新加坡，换取程序自治与国际公信力。
3. 混合结构交易：可通过分层争议解决条款或为不同类型争议设定不同仲裁地，进行风险分流。
六、结论：新法缩小差距，但“新加坡溢价”仍将长期存在
中国新《仲裁法》显著提升了制度现代化水平，缩小了与国际一线仲裁地的制度差距，并在“与中国资产和市场深度绑定”的项目中具备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但在中立性、成熟度与国际市场心智层面，新加坡仍然是许多跨境交易的首选。
对律师而言，真正专业的建议不是“哪家更先进”，而是：
在这个交易结构下，哪一个仲裁地，能最大化降低不确定性，并最小化客户的执行风险与博弈成本。
这，才是仲裁地选择的本质。埃隆·马斯克一直突破规则而变富马斯克，正在重塑法律人的命运马斯克争议：一个企业家如何走到法律与舆论的风暴中心总统赦免赵长鹏：法律效力、深层影响与中加可能反应 Trump’s Pardon of Changpeng “CZ” 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