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力度”的呼声再度升温。然而，这一路径是否仍能如过去般奏效，值得深思。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摘编自《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
“三驾马车”模型的局限
常将经济增长归结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虽形象易懂，但现实远非挥鞭即行。当前外需持续疲软，发达国家进入所谓“新常态”，难以通过短期刺激恢复高增长。而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已难复制，未来全球需求格局尚不明朗。
投资与消费的平衡难题
内需主要由消费和投资构成。多年倡导扩大消费、转向内需驱动，成效有限。当外需减弱，寄望消费增量填补缺口并不现实，舆论因而重新聚焦投资。但投资并非万能解药。
投资本质是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更高水平的消费，如省粮酿酒，前提是酿出佳酿而非变质。任何投资都面临失败风险，关键在于建立对投资效果负责的体制机制。若决策者无需承担后果，极易导致资源错配与浪费。
体制短板制约投资效率
当前投融资领域仍存“政企不分”问题，党政权力主导项目决策，责任链条模糊。官员更倾向于上新项目、借新债，却回避前任遗留债务，导致投资缺乏可持续性评估机制。
与此同时，关键生产要素价格仍受行政干预，地价、利率、汇率、电价等未能充分反映市场供需，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例如，招商引资中工业地价被人为压低，诱使企业“囤地寻租”；利率偏离真实资金成本，使跨期投资决策失去依据。
历史经验不可简单复制
过去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取得显著成效，但依赖两个特殊条件：一是上世纪80年代存在大量历史欠账，建设方向明确；二是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中国加入WTO，外需爆发为基建投资提供回报支撑。
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规模“铁公基”投资虽短期内稳住增长，但其长期效益仍有待检验。高速公路需车流支撑，电站需用电量消化，音乐厅需演出维持——所有投资最终必须由实际消费回收成本。若项目超前布局而需求不足，资产将沦为“空巢”，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超前投资更需制度约束
当前越来越多投资项目具有“超前性”，未来需求不确定性高，决策失误风险上升。若缺乏问责机制，极易滋生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越强调投资拉动，越需同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脱离体制谈投资，潜藏巨大风险。
消费增长的根本在收入与生产率
已有投资需靠当下消费来消化。酒酿出来，终须有人买单。若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消费能力不足，再庞大的投资也难以回本。继续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空间已十分有限。
消费提升并非政策一推即成，根本制约在于居民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又取决于权利界定清晰与市场化改革深化。若公共权力介入市场逐利，挤压民间空间，收入分配失衡将难以扭转。
更深层次看，收入增长离不开生产率提升。若生产力停滞，即使强制加薪，也无足够商品和服务支撑消费扩张，终将导致通胀或泡沫。没有真实产出增长，消费驱动只是空中楼阁。
深化改革方为治本之策
面向未来五到十年，唯有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落地，让市场在要素定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面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理顺投资与消费关系，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